铁轨与枪声

1993年深秋，周克华走出汉南劳教所大门时，身上只有劳教所发放的路费和一套洗得发白的旧衣裳。雨已经停了，天还是铅灰色的。他没有回头。

没有人知道他在那个秋天去了哪里。多年后，当警方试图拼凑他这段人生空白时，只能从零星的旁证中还原出一个模糊的轮廓——他可能在湖北、湖南一带流浪，打零工，睡工地，甚至捡过废品。唯一确定的是，1995年春节前，他回到了重庆。

二塘村的老邻居们记得，那个春节前夕，周克华出现在村口。两年不见，他瘦了一圈，颧骨高耸，眉心那颗痣像是被刀刻上去的，嵌在两道浓眉之间。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和两本翻烂了的旧书。没有行李，没有年货，甚至连一句“我回来了”都没有。他径直走回村尾那间土墙青瓦的老屋，推开门，就像昨天才离开一样。

周正喜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儿子，斧头在半空停了一下，又落了下去。“回来了。”他说，语气像在问一个出门买烟的邻居。

“嗯。”周克华把蛇皮袋扔在门槛上，蹲下身，接过父亲手里的斧头。

那个春节，周家没有吵架。这是村里人后来回忆时唯一觉得反常的地方。刘婆婆说：“那阵子周家安静得很，连碗都没摔过一只。”

过完年，周克华又走了。

这一次，他去了重庆火车北站。

集装箱与方向盘

经堂兄周克明介绍，周克华在北站附近一家私人货场找到了一份装卸集装箱的零工。货场在龙头寺，紧挨着铁路线，每天有几十个车皮的货物进出。集装箱大的有二十吨，小的也有五六吨，全靠人力装卸。老板姓黄，是个精瘦的浙江人，手下养着二十多个搬运工。

周克华是其中最能干的一个。工友李大全（化名）回忆：“小周（周克华）力气大，话少，从不偷懒。别人搬一趟，他搬两趟。大夏天，集装箱里温度五十多度，他光着膀子进去，一干就是半小时，出来时浑身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但他从不叫苦。”

货场老板黄某也对这个沉默的年轻人印象深刻：“他从不跟人吵架，也不赌博，不喝酒。发了工钱就往口袋一揣，连烟都舍不得买。别人下了工去喝酒打牌，他就坐在工棚里看书，什么书都看，武侠的、历史的、甚至还有法律书。”

每月工钱六百块。周克华省吃俭用，一个月能存下四百。他睡在货场旁边的简易工棚里，床板是用两个集装箱垫起来的，铺一床发黑的棉絮。枕边永远放着几本书，和一支手电筒。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一年。1996年春天，周克华的叔叔周正国找上门来。

周正国在长生镇做小生意，认识镇上一户徐姓人家。徐家有个女儿，叫徐梅（化名），二十二岁，在镇上的一家裁缝铺帮工。周正国觉得侄儿虽然话少，但踏实肯干，便撮合了这门亲事。

周克华和徐梅在长生镇见了面。据徐梅后来向警方回忆，第一次见面时，周克华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眉心那颗痣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他很少说话，只是低着头，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圈。徐梅说：“他看着老实，像个过日子的人。”

1996年秋天，两人在长生镇租房结婚。房子在镇东头一条小巷里，两间瓦房，月租八十块。徐梅用自己攒的钱添置了一台缝纫机和一张双人床，周克华则从货场搬来了自己的铺盖和那摞书。婚后的日子平平淡淡，周克华依旧每天坐早班中巴去火车北站上工，晚上七八点回来。徐梅在裁缝铺干活，晚上回家做饭。两人很少吵架，也很少说话。邻居们说，周家安静得像是没人住。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周克华学会了开车。

货场老板黄某有一辆破旧的小货车，平时用来接送工人和拉些零散货物。周克华经常在收工后帮老板洗车、换轮胎，顺带摸两把方向盘。老板见他机灵，便让他试着开。没人教他，他就在货场空地上自己琢磨，前进、后退、转弯，不到半个月，就能熟练地开着那辆小货车在货场里穿梭。

1997年初，周克华考了驾照。他辞去货场的活，在朝天门汽车站找到了一份中巴车司机的工作。跑的是朝天门到长生镇的线路，每天来回四趟。中巴车是老板的，他每天交完“板板钱”（份子钱），剩下的归自己。一个月下来，能挣一千多。

徐梅以为日子会好起来。但好景不长。

1997年夏天，周克华驾驶中巴车从长生镇开往朝天门，在黄花园大桥上被交警拦下。车是旧的，核载十九人，实际装了三十一个。周克华被扣了车，吊销了驾照。老板一怒之下开除了他。

饭碗砸了。周克华回到家，一言不发地躺在床上，三天没出门。

徐梅后来回忆，那三天里，周克华一句话不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第四天早上，他爬起来，洗了脸，对徐梅说了一句话：“我去云南。”

他没说去云南干什么，徐梅也没问。她后来对警方说：“我以为他是去打工。他从来不说，我也从来不敢多问。”

周克华走的时候是夏天。他带走了家里仅有的两千块积蓄，和一个从来没人注意过的秘密——他在货场打工期间，曾多次利用开叉车的机会，将一些从集装箱里掉出来的小件货物偷偷藏在工棚床板下。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几把工具，几盒电池，一个旧望远镜。但他最在意的，是两本从货场废纸堆里翻出来的旧杂志，上面有关于缅甸边境武器黑市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