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滨城。

八月还没过完，第三具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整条永宁街站满了人。

警戒线拉出去五十米，几个年轻民警在太阳底下维持秩序，汗顺着帽檐往下淌。围观的人群里有人捂嘴，有人踮脚，有人把小孩往身后拽。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又像是花香和腐臭搅在一起。

我站在302室的客厅里，看着法医老周蹲在沙发前面，手套上的血还没干透。

“跟前两个一模一样。”老周头也没抬，声音闷在口罩后面，“胶水，3M的超强快干型，上下眼睑各点三处，粘得严严实实。眼球表面有充血，说明她死的时候眼睛确实是睁着的。”

我没接话。

沙发上的女人大概四十出头，穿着一件鹅黄色的真丝睡裙，脖子上勒着一圈剥了皮的铜芯电线，勒得很深，皮肤翻开来，露出底下暗红色的肌肉组织。她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用的是同一种电线，绕了足足十几圈，每一圈都绷得死紧。

她的眼睛睁着。

不是正常死亡之后那种半睁半合的空洞，而是被胶水强行撑开的、完完整整的一双眼睛。瞳孔已经散了，浑浊的角膜上倒映着天花板的日光灯管，像两颗坏掉的玻璃珠。

凶手用胶水粘开了她的眼皮。让她看着。

“死亡时间呢？”我问。

“昨天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胃内容物里有午餐残留，应该是饭后一小时内遇害的。”老周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他摘下口罩喘了口气，“老王，第三个了。四十天，三个女人，一模一样的手法。这不是普通的入室抢劫强奸，这是……”

他没说完。我们都知道他想说什么。

这是仪式。

我叫王克俭，滨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二大队队长，干这行十九年，见过的死人比活人还多。但这一次，从第一个受害者出现开始，我就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罪犯。

第一个死者叫孟晚晴，三十八岁，丈夫是滨城最大的建材商，常年在外跑生意。她是被钟点工发现的，死在自己家别墅二楼的主卧里。现场没有破门痕迹，没有打斗痕迹，甚至连邻居都没听到任何异常声响。凶手像是凭空出现在房间里，做完一切之后又凭空消失。

第二个死者叫方琳，四十二岁，丈夫是开发区一家电子厂的老板。她在滨城最高档的半岛花园有一套复式公寓，平时一个人住，丈夫一个月回来一两次。物业发现她是因为快递在门口堆了三天没人拿。

两个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交集。不认识，不通电话，不在同一个社交圈。她们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有钱，都独居，都长得漂亮。

还有一点——她们死的时候，眼睛都被胶水粘开了。

“头儿。”小赵从卧室里探出头来，脸色不太好看，“你过来看看这个。”

小赵全名叫赵一鸣，队里最年轻的侦查员，去年刚从警校分过来，跟着我跑了不到一年。小伙子脑子活，眼睛尖，就是没见过什么大场面，今天这个现场已经让他出去吐了两回。

我走进卧室。

卧室的窗户朝南开，正对着小区外面的马路。窗户很大，是那种老式的铝合金推拉窗，玻璃擦得很干净，从窗口望出去，视线越过小区围墙，正好能看见一根水泥电线杆。

电线杆顶上架着密密匝匝的线缆，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线缠在一起，像一团灰色的乱麻。杆子中段挂着一个金属分线盒，漆皮斑驳，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铁壳。

“你看这个。”小赵指着窗框。

我凑近了看。窗框外侧的铝合金表面有几道很浅的划痕，方向是从下往上，长度大约四五厘米，间距均匀。划痕很新，铝的氧化层被刮掉之后露出里面亮银色的金属本色，在阳光下反着光。

“脚扣。”我说。

小赵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电线杆上爬杆用的那种脚扣？”

“对。登杆作业的时候，脚扣内侧的锯齿会卡住杆体，外侧的金属弧面有时候会蹭到别的东西。这人应该是从电线杆那边过来的。”

我转身走回客厅，重新站在沙发前面，从这个角度看出去，视线穿过卧室的门洞，穿过卧室的窗户，正好落在那根电线杆上。

一条直线。

“把窗帘拉开。”我说。

小赵拉开卧室的窗帘。下午四点的阳光斜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平行四边形。我沿着光线走回客厅，发现如果卧室门完全敞开，沙发的位置恰好就在这条光路的延长线上。

也就是说，坐在那根电线杆上的人，如果角度合适，可以通过卧室窗户直接看到客厅里的沙发。

“老周，第一个和第二个受害者的现场照片你带了吗？”

老周从勘查箱里翻出一个档案袋，抽出两沓照片递给我。孟晚晴家的主卧窗户正对着小区配电房旁边的一根电线杆。方琳家的客厅落地窗外面不到二十米就是一根架着变压器的水泥杆。

三个受害者，三扇窗户，三根电线杆。

全部对得上。

“小赵，去查一下这三户人家的电话线路是哪家公司在维护。再调一下最近三个月这几根电线杆上的维修记录，有没有报修工单。”

小赵应了一声就跑出去了。我站在原地，把那三根电线杆的位置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永宁街这一片是老城区，电话线走的是架空线，不像新小区那样走地下管道。电线杆上的分线盒直接管着周边几十户人家的固话和宽带，维修工上去干活是家常便饭。

谁会注意到一个电话线路维修工爬在电线杆上？

没有人。他是隐形的。

当晚的案情分析会上，我把想法摊在了桌面上。

“凶手具备以下特征：第一，熟悉受害者家庭情况，知道她们白天独自在家，经济条件优越。第二，具备攀爬技能和相应工具，能从电线杆一侧翻入小区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接近目标。第三，随身携带电线、胶水这类物品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材料。第四，他的职业可以让他合法地出现在电线杆上，以维修线路的名义观察目标住所内部的情况，不会被任何人盘问。”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支队长老孙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你的意思是，电话线路维修工？”

“至少是与架空线路相关的从业人员。电信公司的外线工、外包施工队的线务员、甚至是回收旧电缆的，都有可能。”我把三张现场照片并排贴在白板上，用红笔把每张照片里窗户和电线杆的位置连起来，“你们看，三个受害者住宅的窗户和电线杆之间都没有遮挡，视线通透。这说明凶手在选择目标之前，已经利用电线杆这个制高点进行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筛选。他知道哪个窗户后面住着什么样的人，知道她的作息规律，知道她什么时候一个人在家。”

“这个范围可不小。”老孙皱着眉头，“光是滨城电信一家，外线班就有四十多号人，再加上联通、移动、广电的线路维护人员，还有社会上那些外包队，少说也有三四百人。”

“可以先从工单入手。”我把小赵查到的资料投影到屏幕上，“我下午让技术科调了三根电线杆附近的基站数据。七月十二号孟晚晴遇害前一周，七月十三号到七月十九号之间，她的手机信号在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之间都连接过同一个基站的同一个扇区。技术科做了三角定位，那部手机的大致位置就在永宁街和解放路的交叉口附近——那根电线杆底下。”

“手机？”

“对。我们在那根电线杆下面的灌木丛里找到了一个烟头，烟头上的DNA和孟晚晴体内提取到的精斑DNA完全吻合。说明凶手在作案前曾经在那根电线杆下长时间停留，一边抽烟一边观察。”

老孙的眼睛眯了起来：“烟头是什么牌子的？”

“红塔山，经典1956，七块五一包的那种。烟头上提取到的唾液DNA显示，此人O型血，男性，年龄大约在三十五到五十岁之间。”

“那第二起和第三起呢？”

“方琳遇害前，同一根电线杆底下也发现了同一牌子的烟头，DNA一致。今天这起，勘查还在进行，但我已经让人去那根电线杆底下找了。”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技术科的小刘举着一个证物袋冲进来，里面装着两截烟头。

“王队，找到了。红塔山，经典1956。刚送去做DNA比对了，但烟头上的唇纹和前两起现场提取到的完全一致，肉眼就能对上。”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压低声音的议论。老孙一巴掌拍在桌上：“行了，方向明确了。从明天开始，二大队全体给我压上去，重点排查全市所有架空线路的维修人员，特别是最近三个月在永宁街、半岛花园和翠湖路这三个片区有过作业记录的人。外包队的也要查，一个都不能漏。”

排查工作比预想的要快。

因为这个人根本没有藏。

电信公司提供的工单记录显示，从今年六月到八月，有一个叫崔长河的外包线务员，在三个案发地点所属的片区总共出过十七次工单。十七次，全部是“线路检修”或者“故障排查”这类弹性很大的工单类型。更蹊跷的是，其中十一次的作业时间恰好都在下午一点到四点之间——和三名受害者的遇害时间段高度重合。

“崔长河，男，四十四岁，本地人，离异，无子女。”小赵把户籍档案调出来念给我听，“家住城北棚户区，原配妻子五年前跟他离婚了，原因是他有家暴倾向。前妻报过三次警，但都没立案，后来受不了了就跑了。这个人之前在南方一家电缆厂干过三年，回滨城以后一直在通信线路外包队里做临时工，没有正式编制，社保都是自己交的。”

“外包队归谁管？”

“宏达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一个小公司，总共二十来个人，专门接电信、联通的外包单子。老板叫周德宏，我下午联系过了。他说崔长河是两年前招进来的，技术不错，登杆布线这些活儿干得利索，平时话不多，不跟人起冲突，但也没什么朋友。”

“工单是他自己接的还是公司派的？”

“都有。公司派一部分，他自己也接一些零散的小故障报修，按单结算。老板说他干活从来不挑，什么时间都行，白天晚上都出工，尤其喜欢下午的工单。”

下午。

我重新翻开孟晚晴案的尸检报告。法医在死者体内提取到的精斑DNA做了Y染色体STR分型，入库比对没有命中，说明这个人之前没有犯罪记录。但在拭子中还检出了另一种物质——工业级硅基润滑脂的成分残留。

“工业润滑脂？”我当时问过老周。

“对，不是人体自然分泌的，也不是普通的安全套润滑剂。成分分析显示是二甲基硅油为基础油、添加了锂基稠化剂的那种，一般用在电缆穿线、管道接口密封这些工业场景里。

现在这些东西全都串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