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压根没往坏处想啊。”孙老板叹了口气，“一个大活人高高兴兴上了车，谁能想到那是辆……那是辆什么车？再说卡车在路边搭个人，在国道上太常见了。我是看到新闻之后越想越不对，又去翻了我门口的监控，才确认就是同一个人。监控录像我已经拷出来了，你们拿去看。”

监控画面虽然夜间清晰度有限，但足够看清几个关键要素。晚上十点十一分，一名穿红色外套的年轻女性站在路肩处，手里举着手机，似乎在照明。十点十二分，一辆蓝色平头卡车从画面右侧驶入，车速明显放慢，最终停在她身旁。两人有短暂交流，随后女性从副驾一侧上车。卡车在十点十三分驶离画面，方向朝南。

林远征让人把画面放大、逐帧分析。卡车的车牌因为角度和光照原因无法完全辨认，但车厢右侧有一处明显的剐蹭痕迹，漆面剥落，形状像是一个拉长的菱形。车型经过技术比对，初步判定为解放牌中型厢式货车，车龄大概在八到十年左右。

“蓝色卡车，平头，右侧有剐蹭痕迹，盖帆布。”林远征把这些信息写在白板上，“凶手极有可能就是这辆车的司机。他的作案模式现在清楚了——夜间在国道或城市边缘地带物色独行女性，以顺路捎带、搭顺风车的名义让受害者主动上车。这个理由几乎没有人会拒绝，尤其是深夜站在路边打不到车的年轻姑娘。”

接下来的两周，专案组把全市及周边县市所有登记在册的蓝色解放牌货车逐一排查。工作量巨大，但方向明确。与此同时，他们对另外三起案件的周边监控进行了重新梳理，果然在第二起和第四起案件的案发时段、邻近路段都找到了这辆蓝色卡车的踪迹。它不是偶然经过，而是有意识地出现在这些区域。

七月五号，排查范围扩大到邻市时，一条关键信息浮出水面。邻市车管所记录显示，一辆符合特征的蓝色解放牌货车登记在案，车主名叫曹建国，四十一岁，本市下辖某镇人，职业是长途货运司机，常年跑省内各条国道。车辆照片上，右侧车厢那处菱形剐蹭赫然在目。

林远征带人找到曹建国的住处时是凌晨四点。镇上的自建二层小楼，院子里停着那辆蓝色卡车，帆布盖得严严实实。他们没惊动人，等到天亮曹建国出来发动车子准备出门时，几辆车同时从巷子两头堵住了去路。

曹建国被按在车门上戴手铐的时候，表情意外地平静，甚至没有问为什么。

审讯持续了十一个小时。最初四个小时里曹建国一言不发，坐在审讯椅上反复摩挲自己的拇指，像在处理一个看不见的老茧。林远征也不急，把四名受害者的照片依次排在他面前，又把监控截图和车辆轨迹报告一页一页地翻给他看。翻到孙老板提供的那段监控画面时，曹建国摩挲拇指的动作停了。

“你在国道边上停了那么多次车，搭了那么多姑娘，你觉得没有人会看到吗？”林远征把画面定格在副驾车门打开的那一刻，“这是第三个。她上车之前还对你笑了笑，以为遇到了好人。”

曹建国盯着屏幕看了大概有半分钟，然后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副驾脚垫下面，有一根捆扎带，还没用过的。”

技术人员随后在车辆副驾脚垫下方、坐垫夹层和车厢帆布覆盖的角落找到了大量物证——成捆的聚丙烯捆扎带、一把刀刃卷口的电工刀、若干女性发绳和饰品，以及在车厢底板缝隙中提取到的多处陈旧血迹。DNA比对结果显示，四名受害者的生物样本均在其中找到了匹配。

曹建国后来交代的作案过程与林远征的判断基本一致。他常年跑夜车，国道上经常能遇到拦车求助的女性，最初是真的会顺路捎一段。直到某一天，他发现这条路太长了，车厢里太安静了，而搭车的人坐上他的副驾之后，就再也跑不掉了。第一次作案之后他停了一个多月，但后来他发现那种感觉让他上瘾——那种在一个封闭空间里绝对掌控另一个人命运的感觉。于是他开始刻意在夜间游荡在那些偏僻的路段，像一个钓鱼的人，等着那些走投无路的姑娘主动敲他的车窗。

“她们上车的时候都很高兴。”曹建国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几乎没有起伏，“因为她们觉得安全了。”

林远征从审讯室出来，在走廊里站了很久。他想起孙老板超市门口那盏白炽灯，在国道边上孤零零地亮着，照亮过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车，也照亮过一个穿红色外套的姑娘最后的笑容。她上车的时候确实觉得自己安全了，因为终于有人愿意停下来，因为终于不用一个人在黑夜里等下去了。

专案组结案那天，林远征让人把孙老板的那段监控录像封存归档。画面最后，蓝色卡车驶出镜头，尾灯在夜色里拖出两道模糊的红光，然后彻底消失在国道的尽头。那是五月十二号晚上十点十三分，距离第三名受害者的尸体被发现，还有整整三十六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