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

万里之外的大明王朝，也发生了差不多的事。

崇祯十四年，山西的旱已经旱了三年，蝗虫吃光了最后一片叶子之后，老鼠从地洞里钻出来。

旱灾连着蝗灾，蝗灾连着瘟疫，一环扣一环，谁也逃不掉。

老鼠没了吃的，成群结队跟着难民跑。

县志里写得清清楚楚：崇祯十四年，群鼠衔尾渡江而北，至无为，数日毙。

瘟疫不只有鼠疫。

大头瘟、软脚瘟、虾蟆瘟、疙疸瘟……几十种病名堆在一起，每一种都是一个死法。

大头瘟的病人头面红肿，发热剧烈，发病几日即亡；还有人正说着话忽然晃了晃脑袋，人就栽下去不动了。

众人四散而逃，尸体就扔在街上腐烂，千百具陈列着，恶臭熏天。

甚至至亲都不敢问吊，怕沾上那口邪气。

时间长了，瘟疫蛀空了北方，所有人都盼着这灾难有个尽头。

东营的码头边，六十七艘大船一字排开，家人把染病的亲属送上去，给水手塞几串铜钱，说一句拜托了，就头也不回地走开。

谁都知道，船一出外海，水手就可能把病人全部丢进海里溺死。

船舱里塞满了人，上百甚至上千，挤在货舱里连转身都难。

病死的就在身边腐烂，要等几天才有人腾出手来把尸体丢下海。

可偏偏有那样几艘船被史料上记了一笔，他们不仅没有抛弃病人，还真的驶到了南洋，靠了岸。

有人活了下来，病愈了，在南洋扎了根，娶了当地的女子，生了孩子，孩子又生了孩子。

那些船上的故事没人知道。

水手为什么没把人扔下去？是良心发现，还是船上恰好有个懂草药的郎中？或者仅仅是因为在海上漂了太久，所有人都觉得，能让一个活人继续喘气，比往海里多扔一具尸体更像个“人”该干的事？

史料没写，它只记载了：“有船至南洋，病人愈，定居”。

那些人的后代，有的成了码头上的挑夫，有的做了小买卖，有的进了档案馆。

他们不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瘟疫船幸存者的血，不知道自己祖上曾经被塞进一艘有去无回的船里，漂过整片南海，硬是从阎王手里抢回了一条命。

张海虾的手指停在那张纸的边缘，指甲盖在两个字下面划了一下。

本船所载病患逾二百三十人，其中入港时仍存活者计六十二人。愈后留居当地者三十七人，余者或死于途中，或下船后迁徙不知所踪。

军官的尸体还在桌脚旁边歪着，颈侧那道被刀片贯穿的伤口边缘的血已经开始变稠了。

张海盐蹲在军官身边，用自己的袖口在军官的制服上蹭了两下，把指缝里的血擦干净了。

张海盐从腰部的皮带内侧抽出了三根金针。

他捏着针尾，第一根针从喉结左侧斜着扎了进去，第二根在喉结正下方半寸的位置入针，第三根沿着颈侧那条肌腱的走向平行着送进去。

三根针入肉的深度和角度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准，那是张海琪逼着他练了半年的东西。

金针封喉，改变声带的张力，用针的位置调整共鸣腔的形状。

来回调整了两次金针的角度，声音就变成了刚才那个军官的嗓音。

张海虾靠着柜子翻那些文件，一页一页地过。

你看这儿，西营一个坐堂大夫记的，说是从南边传过来的一种瘟病，叫赤瞳疫。发病快得吓人，从第一户有人咳嗽到整村死绝，前后满打满算一个月。

他翻了一页，又翻回来，凑近了看那两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症状描述。

目赤如炉炭，咳血似盐霜。就这么两句话，没了。这大夫写方子的时候倒是一笔一划，记个病倒是惜字如金。

他撇了撇嘴，把卷宗朝张海盐那边推了推，你再看这个，跟峇来族地穴里那些壁画像不像？壁上画的那几个人，眼窝里涂着朱砂，嘴前面画了一圈白色的颗粒，一模一样。

要是真对上号了，张海盐把卷宗合上，拍了两下封皮，那帮人满世界找的瘟疫船，上面装的说不定就是这一船赤瞳疫的病人。难怪他们把船舱封得那么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