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忽然就不动了。就那么坐在床边，看着他。晨光从窗帘缝里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睫毛在光里纤毫毕现，一根一根的，像晒干了的狗尾巴草。

窗台上又落了一只麻雀。歪着脑袋往屋里看，啾啾叫了两声，又飞走了。

她没有哭。

就那么坐着，手搭在他胸口上，感受着那片温度一点一点地褪下去，从温热到温，从温到凉。像一杯放在窗台上的热水，不知不觉就冷透了。窗外有鸟叫，有汽车喇叭声，有谁家孩子在楼下喊妈妈，世界照常转，只是她这一小块世界塌了。

后来她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蓝色的棉布衬衫，是他最喜欢的，说穿着像晴天。扣子一颗一颗扣上去，他的身体已经僵了，胳膊弯不过来，她费了好大劲才把袖子套进去。手指是蜷着的，她把它们一根一根掰直，指甲缝里干干净净的，她昨天刚给他剪过。

打电话的时候她声音很平静。医院那边问地址，她说了一遍。挂了电话，她坐在沙发上，看见茶几上那两杯姜茶还摆在原地，她的那杯喝了一半，他的那杯一口没动。她端起来摸了摸，早凉透了。她走进厨房，把姜茶倒进水池里，杯子冲了冲，放回沥水架上。

救护车来的时候她开的门。两个穿白衣服的人抬着担架进来，看了一眼床上的他，检查了一下瞳孔和脉搏，摇了摇头。其中一个问她是家属吗，她说是。又问要送殡仪馆吗，她点点头。他们在单子上写了什么，让她签了字。

她站在门口看着他们把担架抬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她看见他的脚从白布下面露出来一截，脚趾朝上，安安静静的。电梯门合拢了，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她回到屋里，关上门，背靠着门板滑下去坐在地上，终于哭了出来。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地板上，洇开深色的圆点。她哭不出声音，只有肩膀一耸一耸地抖，像被风吹弯又弹起来的芦苇。

殡仪馆的人来得很快。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男人拿着文件夹站在门口，问她怎么安排。她说火化，骨灰盒要木头的，不要大理石的，他说他怕凉。男人点点头，又问要不要办追悼会。她想了想，说不用了，他没什么认识的人。

那个男人临走前看了她一眼，说节哀顺变。她说谢谢。

接下来的几天她把房间收拾了一遍。他的衣服叠好放进蛇皮袋里，那件碎花围裙她留下来了，洗了挂在阳台上。枕头上的小鸭子被罩拆下来放进了洗衣机。她蹲在卫生间里擦地板，看见墙角有他一根头发，短短的，硬硬的，她捡起来捏在指尖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吹走了。

她把那本新华字典翻了一遍。扉页上写着勤能补拙四个字，工工整整的。字典翻到字的那一页，她看见有一行下面划了一条淡淡的铅笔痕：爱，对人或事物有深厚真挚的感情。划痕很轻，大概是他怕弄脏书页，只敢用笔尖轻轻地描了一下。她用手指摸了摸那条痕迹，指尖能感觉到纸上微微的凹陷。

骨灰盒送来的那天是个晴天。木头盒子小小的，浅棕色，摸上去光滑细腻。她把盒子放在床头柜上，旁边摆了一小束满天星。紫色的小花星星点点地簇在一起，和他那件蓝衬衫很配。她坐在床边看着那个盒子看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把盒子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她突然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不是在公园也不是在电影院，是在一个雨天。她从便利店出来，没带伞，站在屋檐底下等雨停。他蹲在旁边的垃圾桶后面，怀里抱着一个纸箱子，纸箱子里有一只湿透的流浪猫。猫很小，浑身发抖，他把它揣在怀里用衣服裹着。雨越下越大，他抬起头看见了她，咧着嘴笑了一下。门牙缺了半颗，但笑得很好看。

她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田猪朋。她愣了一下，说这个名字不好听，我给你换一个吧。他摇头说不用，这个名字有人给取的，他习惯了。她又问他你在干什么。他把怀里的猫露出来给她看，说它冷。

后来那只猫被她带回了家，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要走。她叫住他，说你要不要进来喝杯热水。他回过头，雨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流进眼睛里也不眨，就那么看着她，半天说了一个好字。那是三年前的春天，雨下了整整一个礼拜，猫后来长得胖乎乎的，整天趴在沙发上睡觉。

猫现在还在。从卧室里钻出来，跳上床，在那个骨灰盒旁边卧下来，尾巴盘成一圈。它伸出爪子碰了碰木头盒子，又缩回去，然后把脑袋搁在爪子上，眯起了眼睛。

她伸手摸了摸猫的后背，猫舒服地呼噜起来。窗台上那只麻雀又来了，这回没飞走，在窗框上蹦了两下，歪着头往屋里瞧。阳光落在它灰褐色的羽毛上，泛着一层油亮的光。

她忽然觉得他还在。就在这个房间的某个角落，也许在厨房的灶台边，也许在沙发的扶手上，也许在阳台上晾着的那条碎花围裙里。她看不见他，但能感觉到。那种感觉像冬天呵在玻璃上的白气，一晃就散了，但玻璃上明明还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

猫打了个哈欠，露出粉色的舌头。她靠在床头，伸手把骨灰盒拿过来放在膝盖上。木头的触感温温的，不知道是阳光晒的，还是别的什么。她把脸颊贴上去，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