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庄小学在庄子西头，一排平房，五个年级挤在四间教室里，复式教学。一年级和三年级共用一间教室，老师先给一年级上课，三年级的自习；再反过来。

田雷上学第一天，穿着一双露脚趾的解放鞋，背着一个补了好几个补丁的花布书包——那是田芳用过的，洗得发白，上面的碎花图案已经看不清了。

班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女老师，姓葛，庄上人都叫她葛老师。葛老师教了一辈子书，田芳就是她教出来的。她看着田雷站在教室门口，瘦得像根豆芽菜，一双眼睛倒是亮得很，骨碌碌转着，打量着教室里的一切，眼睛里全是好奇和不安。

“进来吧。”葛老师把他领到最后一排坐下。

田雷的同桌是个胖乎乎的男孩，叫田小兵，是庄上开小卖部的田大头的儿子。田小兵的衣服干干净净，铅笔盒是铁皮的，上面印着变形金刚，一按按钮就能弹出一个卷笔刀。田雷看了一眼那个铅笔盒，又看了看自己的布书包，默默地把手缩进了袖子里。

开学头几天，田雷还算老实。

他不怎么说话，上课也不怎么听，就坐在最后一排发呆。葛老师让写拼音，他趴在桌子上画圈圈。葛老师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笔。葛老师把自己用的红圆珠笔借给他，他拿着笔在作业本上戳了半天，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像是鸡爪子刨出来的。

葛老师叹了口气，没说他什么。

她知道田雷家里的情况。田寡妇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地里刨食，能吃饱就不错了，哪有余钱给孩子买文具？田芳那会儿也是这么过来的，穷人家的孩子，能来上学就不容易了。

但田雷跟田芳不一样。

田芳老实，肯学，成绩虽然一般，但从来不惹事。田雷不是。头一个月还好，第二个月就开始出状况了。

先是跟同学打架。

事情不大。课间的时候田小兵说了一句“你家穷得叮当响”，田雷二话没说，上去就推了一把。田小兵长得壮，没推动，反手给了田雷一拳。田雷眼角青了一块，田小兵鼻血流了一脸。两个人在教室门口扭打在一起，哭声骂声响成一片，最后还是葛老师过来把他们拉开了。

葛老师把田雷叫到办公室，问他为什么打人。田雷梗着脖子，眼睛瞪着葛老师，嘴唇抿得紧紧的，一句话不说。

葛老师看着他额头上的汗，眼角上的淤青，还有那双攥得紧紧的拳头，忽然觉得这个孩子像一头被逼到墙角的小兽，浑身上下都绷着一股劲，随时准备咬人。

“田雷，”葛老师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你跟老师说，怎么回事？”

田雷的眼眶红了，但他使劲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最后是田小兵说了那句“他说我家穷”，葛老师才明白过来。

她让田小兵给田雷道了歉，也让田雷给田小兵道了歉。两个孩子互相鞠了个躬，出了办公室的门就又追着跑着玩去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葛老师记住了一件事——田雷这孩子，自尊心强，碰不得。

再后来，田雷开始旷课。

一开始是一节课两节课地旷，后来是一上午一下午地旷。葛老师问他去哪了，他说去河里摸鱼了。问他为什么不去上课，他说不想上。问他为什么不想上，他就不说话了，低着头，两只手插在裤兜里，一只脚在地上画圈圈。

葛老师去找田寡妇。

那天下午放学后，葛老师踩着田埂去了田雷家。篱笆门虚掩着，院子里几只母鸡正在争抢一根烂菜叶。葛老师喊了一声，田寡妇从灶房里探出头来，围裙上沾满了面粉，手上糊着湿面团。

“葛老师，屋里坐。”田寡妇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把葛老师让进堂屋。

堂屋里光线昏暗，一张八仙桌上摆着一碗咸菜和半碟花生米。墙上糊着旧报纸，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露出斑驳的泥墙。屋角堆着几袋粮食，旁边放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天线断了，歪歪斜斜地竖在那里，像个伤兵。

葛老师坐下来，把田雷的情况说了。

田寡妇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老师，这孩子我也管不住。您该打打，该骂骂。”

葛老师说：“不是打骂的事。孩子还小，现在不管，大了就不好管了。”

田寡妇低着眼神，半晌没说话。堂屋里安静得能听见院子里母鸡咕咕叫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声音有些哑：“葛老师，我也不瞒您说，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地里的活要干，家里的事要做，实在顾不过来。田雷这孩子，打小就没有爸，我亏欠他。但我也没办法，日子总得过，我能做的就是给他一口吃的，不让他饿着。”

葛老师听了，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她能说什么呢？田寡妇说的是实话。一个农村女人，没有男人，没有帮手，种两亩地，养两个孩子，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教育孩子？那是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想的事。

临走的时候，葛老师站在篱笆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田雷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蹲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正蹲在地上逗蚂蚁。他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些蚂蚁搬运一粒米，脸上带着一种难得的安静。

夕阳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葛老师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她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预感，但她没有往深处想。教书教了三十年，她见过太多农村孩子，有的出息了，有的废了，各有各的命。田雷能不能走出来，得看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