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画廊没有招牌，只在门楣上挂了一块褪色的木牌，字迹模糊，像被雨水泡过好几次。门没锁，推得动。小满是踩着闭馆前十五分钟溜进去的。她没穿校服，披了件陈昭送的旧风衣，袖口磨出毛边，沾着孤儿院食堂的油渍。

展厅里没开灯，只靠窗外透进来的灰白天光。展品排得杂乱，像谁随手扔的旧物：几张泛黄的素描，纸边卷曲，铅笔痕深浅不一；一叠打印稿，字迹密密麻麻，是录音转录；角落里摊着几页日记，纸张发脆，墨水晕开，像哭过的痕迹；最中央，一支断掉的蜡笔，横在玻璃匣里，断口整齐，像是被用力掰开的。

小满没看那些字。她盯着蜡笔。

她认得这颜色。白。不是纯白，是那种被手心焐久了、边角发黄的白。她画过无数次，用它画程砚画里的树，画林知夏的围巾，画那个总在窗边坐着、不说话的女人。

她蹲下来，手指贴在玻璃上，没碰。眼泪掉在地板上，没声音。

她没哭出声。只是肩膀一抖，一抖，又一抖。

画廊的监控在二楼角落，陈昭坐在屏幕前，没动。他面前摆着一杯冷掉的咖啡，杯沿有口红印——是沈知遥上周来时留的。他没擦。他盯着小满的背影，看了整整三分钟，才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写地址，只贴了一张邮票，邮戳是北京。

他没寄。他只是把信封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电脑，调出林家破产案的原始档案。文件名是“林父受贿案-终审卷宗-程母签署”。他盯着那行字，手指悬在删除键上，停了七秒，最终点了“另存为”，存进一个加密文件夹，名字叫“等她问”。

他没告诉任何人，那场火灾，不是意外。是程母让人放的，为了毁掉林父藏在保险柜里的证据——证明程砚和林知夏的婚约，是两家早年私下定下的，不是程家单方面逼迫。

他没说。他怕她说：“你早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怕她走。

小满在画廊待了四十分钟。出来时，天已经黑了。她没走正门，从后巷翻窗出去，脚上沾了泥，鞋底还卡着一片纸屑——是日记残页的边角，上面有半行字：“……她画的光，比我的画更亮。”

她没捡。

当晚十一点十七分，画廊的邮箱收到一封匿名信。没有回邮地址，没有署名，只有一只纸箱，箱口用胶带缠了三圈，胶带上有指纹，指节粗，像是男人的，但指甲缝里有颜料。

箱子里是画具：二十支蜡笔，每支都刻了名字：林知夏、程砚、沈知遥、程母、陈昭、小满。

第七支，空着。

旁边贴了张便签，字迹工整，像用尺子量过：

“等你填上。”

画廊闭馆后，程砚没走。

他坐在展厅中央的长椅上，背对着门，没开灯。手边放着一张机票，目的地：北京。航班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票是经济舱，没选座，没改签，没退。

他没动。

他只是把那支断蜡笔从玻璃匣里拿出来，握在掌心。蜡笔断口硌着他的虎口，像一根没拔出来的刺。

他闭上眼。

十年前，林知夏在旧院巷的墙上画了一只向日葵，用的是这支蜡笔。他偷了半截，藏在画夹里。后来她走了，他把剩下的全用完了，画了三百七十二幅画，每一幅，都有那道光。

他没画她。

他画的是光。

他不知道，那光，是她。

监控里，陈昭看着程砚的背影，看了很久。他拿起手机，拨通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

“她去了。”陈昭说。

电话那头，是沈知遥的声音，哑的，像被烟熏过：“我知道。”

“你录的那些，我都给了他。”

“……他看了吗？”

“没说。”

沉默。电话里传来一声轻响，像是打火机，又像是指甲敲玻璃。

“他要是真懂，”沈知遥说，“就不会等到现在才买机票。”

陈昭没接话。他挂了电话，走到窗边，拉开窗帘。

楼下，画廊的灯灭了。

但巷口，有个人影站着，没动。穿灰大衣，头发被风吹得乱，手里拎着一袋面包，是孤儿院的早餐。

是林知夏。

她没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