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王彤和贾灵一前一后走上台，报幕说是小品《超生游击队》。

朱胤泽一听便知，这是改编自黄宏和宋丹丹的经典作品，只是他们在原有框架里加了不少新包袱，比如把“海南岛”“吐鲁番”改成了更贴近年轻人的“白金汉”“天上人间”，倒也添了几分隐秘的通俗。

贾灵演起那个盼儿子的农村妇女，眼神活泛，身段也放得开，惹得台下那几个零散的观众终于笑出了声。

下一个节目是梁超和王彤的哑剧，演的是两个醉汉抢酒喝，然后打架。

没有一句台词，全靠眼神和肢体动作表现，虽然略显青涩，却让朱胤泽眼前一亮。

他们本是相声演员，最擅长的是语言技巧，如今却愿意放弃长处，去尝试哑剧这种完全依赖形体的表演，这份敢于突破的劲头，倒是挺值得赞赏。

再往后，是贾灵和梁超合演的改编小品《相亲》，蓝本是姚本杉的经典之作。

只是这改编显然没抓到精髓，梁超演的“老蔫”，没演出原作里那种蔫坏的憨厚，反倒透着股油嘴滑舌的轻浮，像个村里游手好闲的“街溜子”，几个包袱都没响，连贾灵的戏份都显得有些单薄。

最后一个节目是传统相声《训徒》，看路子像是借鉴了江坤和大山的版本。

贾灵站在“徒弟”的位置，穿着和梁超同款的长衫，完全按男徒弟的路子来演，没半点女生的巧思，反倒显得有些生硬，比前面的表现逊色了不少。

等所有节目演完，已经快晚上九点了。

梁超、王彤和贾灵三个人顾不上擦汗，七手八脚地收拾着后台——收拾衣服、收道具、擦桌子，忙得团团转。

朱胤泽看在眼里，也起身走了过去，对着身后的安保道：“你们也过来搭把手。”

六个安保立刻上前，动作麻利地帮忙搬桌子、摞椅子。

贾灵他们哪见过这阵仗，吓得手里的东西都差点掉了，一个劲儿地说“不用不用”，却被朱胤泽摆手拦下：“顺手的事，别客气。”

收拾妥当，朱胤泽看了眼外面的夜色，问道：“你们接下来还要去赶场？上车吧，我送你们过去。”

三人推辞了半天，见朱胤泽态度坚持，只好红着脸答应了，连妆都没卸，就跟着上了车。

梁超坐在副驾驶，一路指点着方向，车子最终停在了三里屯北街的一条胡同口。

朱胤泽抬眼望去，只见胡同口有个极不起眼的门面，只有一扇刷着蓝漆的木门，上面挂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用黑笔写着“COFFEE”，看着倒比听云轩还要简陋些。

“就是这儿了，”贾灵指着那扇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个咖啡馆，是个霉国人开的，他很喜欢相声，有时还去我们班蹭个课，晚上会有客人看些小节目，我们就在这儿再说个笑话，讲个小故事，再演一场。”

朱胤泽点了点头，跟着他们走了进去，心里暗自叹了口气。

三人下了车，领着朱胤泽和张馨艺走进那间胡同口的咖啡馆。

里面光线昏黄，摆着七八张小桌，稀稀拉拉坐了几桌客人，多是些年轻人，正低头喝着咖啡聊天，气氛挺安静。

老板是个外国人，留着络腮胡的男人，见他们进来，只是点了点头，指了指角落一个临时搭起的小台子：“今儿客人不多，随便演两段就行。”

梁超深吸一口气，先上了台。

他没拿快板，只是往台前一站，清了清嗓子，先是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说道：“给大伙说段单口，《酒色财气》。”

这段子是老活，讲的是四个人围着“酒色财气”四字各执一词，最后引出一番道理。

梁超说得中规中矩，节奏不快不慢，可台下的客人大多没怎么抬头，偶尔有人瞥一眼，也很快低下头去继续聊天。

一段说完，只有外国老板象征性地鼓了鼓掌，场面有些尴尬。

梁超讪讪地走下台，换贾灵上去。

她攥着衣角，比在茶馆时紧张多了，声音也放得更柔：“我给大伙说段我爸妈的事吧，从认识到成亲，全是真事。”

她讲的是父亲当年在工厂追母亲的趣事——父亲为了跟母亲搭话，故意把自行车往母亲的车筐上撞，结果把自己摔了个屁股墩；第一次上门提亲，紧张得把“大姨”叫成了“大姐”，又慌忙中改成了“大姨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