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加坡到上海的航程比来时更长。

船走的是逆风航线，沿着南海一路北上。海上的雨说来就来，有时一下就是一天一夜，把甲板上的焦油都泡得发软。被救出来的人大多住在统舱里，虽然拥挤，却比他们在南洋住的铁笼和工棚强上百倍。风浪大的时候，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晕得厉害，田大牛就搬个小凳子坐在统舱门口，教他们掐虎口、揉内关，说这是从林月如那儿学来的土办法。也不知是土办法真管用，还是这孩子般的铁匠儿子本身让人安心，几个小家伙晕着晕着就睡着了。

哈格里夫斯被关在船底。赵铁柱把原来放绳索的杂物间腾了出来，用铁链把门从外面锁上，轮班看守。底舱空气闷浊，机器声震耳，哈格里夫斯整夜整夜睡不着。周洪发每天给他送一次饭，冷粥就咸鱼，不少也不多。哈格里夫斯抗议过一次，说这是虐待战俘。周洪发就把冷粥碗往地上一搁，说：“你没死在青谷园和霹雳州那些铁笼子外边，已经算咱们仁义了。等到了上海，自有公论。”哈格里夫斯听了，不再说话。

李默的身体恢复得很慢。林月如说他在南洋几个月耗得太狠，靠的是一股心气撑着，现在人一松下来，旧伤就全翻上来了。他肩膀上的老伤在泗水回来后落了湿，夜里常隐隐作痛；虎口的旧疤经常在梦中和守正刀黏在一起。田大牛天天给他熬黑乎乎的汤药，赵铁柱则在甲板上教他站桩。李默站桩时平静，一站能站一个时辰，海风吹得他头发都湿了。没人去打扰他。

过了台湾海峡，天气凉了下来。海水的颜色从深蓝变成灰蓝。风里有了北方的干燥，不再那么湿黏黏的。船上的人们都换上了稍微厚实的衣服。一些被救的女工把南洋带来的破衣裳浆洗了又浆洗，包在头上遮风。几个从泗水救出来的福建老人，一听过了台湾，就跑到甲板上，往北看。看着看着就流泪。别人问他们，他们说，过了台湾，就快到家了。

田大牛趴在船舷上，看着远处的海平线，对李默说：“师兄，你闻，风里的味儿都变了。南洋的风是湿的，上海的风是咸的，津门的——大概是煤烟味。”李默笑了，说：“你是想津门的煤烟味了。”田大牛咧嘴：“想。想师父，想王彪，想赵铁柱炖的大骨头。”赵铁柱在旁边举着根不知从哪捡来的缆绳，正在抽打甲板练功，闻言头也不回：“想我炖的骨头是假，想我替你扛活儿是真。”众人哈哈大笑。船上的水手和统舱里的妇孺都探出头来看，笑声在海风里传得老远。

船到上海港那天，是个阴天。云层压得很低，江面上的雾刚散，还浮着一层灰白。沈南槐早早在码头上等着了。他仍旧穿着那件旧灰布长衫，拄着一根竹节手杖，身后跟着孙禄、熊震和几个精武会的弟子。再旁边，是一队穿黑制服的特别勤务人员，手里打着三角小旗，正在维持码头秩序。码头上的各色旅客纷纷往这边看，不知道是什么大人物要下船。

李默是最后一个下船的。他站在跳板顶端，海风从黄浦江上吹来，把他的灰布短褂下摆掀起来。他看着码头下面那些人，那些曾经和自己并肩作战，如今又从各地赶来的面孔，心里忽然静了。他知道，从船上走下来的每一个人，都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从今以后，他们要带着南洋的火，走回夏国的土地。

沈南槐看见他，远远抬起竹节手杖，说了一个字：“好。”声音不大，却像根钉子似的，落进风里。

哈格里夫斯被两个同盟弟子押下船。他脸色蜡白，胡子拉碴，早已没了马六甲仓库里那副体面。码头上一片安静。有人低声说：“就是这个人。”又有人说：“看他的脸，白得跟纸一样。”一个被救出来的女工忽然冲上前，朝着哈格里夫斯啐了一口。众人拉住了她，她也不挣扎，只是哭，哭得浑身发抖。那一刻，哈格里夫斯低着头，避开了所有人的眼睛。

沈南槐走到李默面前，一把握住他的手。老拳师的手很瘦，骨节发凉，但抓得很紧。他上下看了看李默，又看看他身后的田大牛、赵铁柱、周洪发，最后目光落在那些从南洋归来的人身上。他们有的拄着拐，有的被搀着，有的怀里还抱着孩子。沈南槐松了手，长长地吐了口气，说：“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李默说。

码头上忽然有人带头喊了一声：“欢迎回家！”接着，几个人跟着喊起来。再后来，成百上千人一起喊。声音混着江风，混着汽笛，滚滚地往远处散。哈格里夫斯脸色更白了。那些从南洋回来的人，则一个个哭成了泪人。

当晚，哈格里夫斯被秘密转送到法租界边缘一间旧巡捕房改造的看守所里。沈南槐不放心，又让黑鹰带了两个人守着。黑鹰从下船起一直没怎么说话。她站在看守所门口，背靠着墙，眼神比夜色还冷。李默走到她身边，问她怎么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在伦敦查他的时候，翻到过一份名单。他经手的夏国人，很多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今天在码头，我一直在想，如果那些没名字的人也能看到这一天……”她没有说完。李默说：“他们会的。我们用拳头把他们的名字打出来。”黑鹰侧过脸，极轻地笑了。

夜里，上海下起了雨。雨点打在法租界的梧桐叶上，像无数面小鼓。李默站在下榻会馆的窗前，身后是呼呼睡去的田大牛。赵铁柱和几个弟子在楼下推手。黄浦江上的船笛远远地响着，一声，又一声。窗外是沉沉的黑夜，看不见海，却听得见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