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成林接到调阅清单时，先看右上角。

没有密级变化，没有加急章，也没有哪位领导的手写批示。承办要求只有两行：按干部档案管理权限调取，事实与评价分列，不作结论性包装。

办公室里的人却比见到正式考察通知还谨慎。

“谁要的这份材料？”年轻干部小声问。

“清单上没标注的信息，不要私自揣测增补。”叶成林把纸放到桌面，“先规整调取材料。”

“可祁同伟目前正在副部级考察名单里。这个节点突然调阅五年实绩，绝不可能是随意抽查。”

叶成林抬头：“做组织工作，最忌讳的就是过度解读、妄猜上意。”

年轻干部不说了，抱着档案目录去库房。

祁同伟的档案并不薄。

缉毒英雄、孤鹰岭负伤、基层经历、省公安厅任职情况，每一段都有正式材料。争议也不少：出身贫寒，社会关系复杂；婚姻给他带来过明显助力，也留下长期议论；与高育良的师生关系过于醒目，在汉东干部中几乎不需要另作说明。

叶成林让人把“事实材料”和“反映材料”分开摆。

同一件事，放在不同纸上，能长出两副样子。

英雄事迹表里写他在孤鹰岭中弹以后仍坚持执行任务；一份早年的谈话记录却写，他性格好强，对个人进步有超出常人的执着。省公安厅的年度材料称他推动跨区域协作、整顿队伍、压实属地责任；另一份干部意见说他善于经营关系，做事目的性强。

年轻干部看得直皱眉，铅笔在评价栏上悬了半天。

“这一栏先空着。”叶成林把档案目录推给他，“只核实客观事实。”

他们先查孤鹰岭的立功材料。医院记录、现场报告、表彰决定都在，时间能够对上。再查近几年公安工作，涉及具体案件的只看职责、结果和责任认定，不把宣传报道当成绩证明。

到了下午，几个承办人分别联系了祁同伟工作过的单位。

有人一听名字就说“能力没问题”；有人停顿很久，先问这次是不是正式考察；还有人说得很圆：“祁同伟同志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敢于负责，团结同志方面也有自己的方法。”

年轻干部顺手在评价栏里写下“善于协调”。

电话那头立即笑了：“这是你们总结的，我可没这么定论。”

叶成林伸手接过电话，把那几个字划掉：“我们不需要您出具评价结论。只请您讲一件亲身经手的事，办成的、出纰漏的都可以。”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才讲起一次旧案协调。两个地方都想把风险推出去，祁同伟没有在会上骂人，而是把两边各自缺的材料列出来，谁补哪一项、到什么时间、出事谁签字。宣传稿后来当然发过，责任表却是祁同伟先签的；不同意见也进了纪要，所以案子办完以后，两地虽都不满意，却没有人能说责任不清。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对方说，“你们怎么定性评判，不要归咎到我身上。”

挂断电话，年轻干部在记录上补了一句：“作风强势。”

叶成林拿笔点了点：“哪一处细节能佐证他作风强势？”

“逼着所有人签字认领责任。”

“这是厘清权责、压实责任。是否强势，需要另行佐证，不能主观定论。”

年轻干部把那四个字划掉。

第二通电话来自基层。对方说祁同伟做过的事不少，可真正能记得住的，不是大会上的讲话，而是一次经费没有到位时，他把原定全面铺开的任务缩成了几个点，先让基层把最急的事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