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8日，马飞把辞职信放在张建国桌上。

窗外刚下过雪。暖气片烫手，办公室里仍有一股散不掉的冷气。张建国读完第一页，又读第二页，最后把两张纸推回原处。

马飞来之前在门口站了五分钟。辞职信装在牛皮纸袋里，纸袋外面还留着母亲包饺子时沾上的一点面粉。元旦回家，他在饭桌上说了打算，父亲沉默着抽完一支烟，只问养老保险能不能续；母亲把给他装的冻饺子从二十个加到四十个，嘴上却说一个大男人总不能靠家里送饭。

那袋饺子还放在宿舍窗外冻着。张建国若把信撕了，他也不会改变决定，只是仍希望老师能把每一页看完。

“重写。”

“哪里不合适？”

“理由写的是个人职业规划。什么规划？”

“创办软件公司。”

“为什么？”

“国内互联网会快速发展，中文信息检索有机会。”

“机会有多大？”

“现在没法精确估计。”

“既然没法估计，你凭什么放下已经做了八年的发动机？”

张建国语气不高，却比争吵更有压力。

马飞三十岁，大学毕业后进所八年。喷注器、涡轮泵、控制阀，他从画第一张零件图开始学。研究所培养一个能独立承担设计的工程师不容易，他现在离开，意味着项目要重新分配，也意味着张建国过去多年的心力无法按原路线收回。

“我没有放下发动机。”马飞说，“只是换一种方式准备。”

“做搜索软件怎么准备发动机？”

“资金、软件、组织能力。将来民营公司也可以做航天。”

张建国盯着他，像第一次认识这个学生。

“你知不知道一台发动机要多少专业、多少台次、多少审批？你以为卖几年软件，就能去市场上买一枚火箭？”

“不能。所以要更早开始。”

“早到把眼前项目扔给别人？”

“喷注器改型已经完成补检，新方案下周做热试。联合回放报告补了三组样本，质量处同意纳入下一版采集规范讨论。我的交接清单也在附件里。”

张建国翻到附件。清单不只列文件名，还写了每项工作的接手人、未闭合问题和最迟处理时间。赵工的名字出现七次，小郭三次，每个人后面都有本人签字。连地下试验间那根临时显示线也重新画了接线图，线头上套了编号管。

“你什么时候找他们谈的？”

“上个月。先问愿不愿意接，再报主任调配。”

“有人不愿意吗？”

“有。燃烧稳定性分析原本想给小郭，他说经验不够，我改成赵工主责、小郭跟做。”

张建国合上清单，没有夸他，只把辞职信从桌边往里挪了几厘米。

“这些只是你手上的工作，不是你欠这个行业的全部。”

房间安静下来。

马飞看见张建国桌角压着那份被退回又重写的报告。页边有许多批注，显然老师比他想象中投入得更多。

“张工，”他说，“如果我留下，十年后也许能主持一个型号。二十年后，也许能推进一项新技术。但我想建立的不只是一个型号，我想让软件、算力、资金和航天工程从一开始就在同一套组织里。”

“听起来很大。”

“所以可能失败。”

“你还知道会失败？”

“知道。”

张建国站起来，走到窗边。院里的积雪被自行车轧出一道道灰线，有人抱着图纸匆匆穿过。

“你最近半年变了很多。”他说，“有时候我觉得你像突然多活了几十年，知道哪条路一定要走。可工程师最危险的，就是觉得自己已经见过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