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挑了四趟才把水缸挑满，井在村中间，一来一回两百多步，扁担压在肩上那道旧痕上，第三趟就开始火辣辣地疼。挑到最后一趟的时候右膝已经不听使唤了，他把水倒进缸里，得扶着墙站上好一会儿才敢松手。等他把扁担靠上墙，母亲已经挎好竹篓在门口等着，手里拎一把短柄铁耙。

“今天去乱石滩。”她说，“那边人少，前几天下过雨，泥松，兴许能翻着几个大的。”

娘俩沿着海边往东走了半个钟头。乱石滩算不上什么好地方，潮水退下去露出一片黑礁石，石头缝里全是尖利的壳片，一脚踩不稳就划破皮。滩上没什么好货，肯来的人不多，常年就那么几个婆娘在边上翻泥。

母亲把篓子往石头上一放，弯腰就开始翻泥：“你别下水，那条腿泡不得凉，就在边上捡捡。捡不着也不要紧，今天挖够两斤就行，你二婶昨天说要，一斤两毛五。”

“二婶那边给的是现钱吗。”

“给一半。”母亲翻开一块石头，手伸进泥里摸了摸，“剩下一半她要拿粮票折，说她家男人在大队记工分，粮票比钱好使。我不好驳她。你三婶那边还欠着我四斤粮票没还呢，我到今天没敢开口去要，一开口就是撕破脸，往后换东西都难。这些账我心里都记着，记着也不能说。”

陈屿在礁石间慢慢走。海风把他吹得清醒了些。

他顺着礁石间的空隙往前走了几十步，脚底下踩到一块盖着青苔的石头，人往旁边一滑，右手直接撑在了一块斜着的礁石上。掌心一阵刺痛，他抬起手看，虎口底下划了道口子，不深，血一点一点往外渗。他在裤腿上抹了两下，低头去看那块把他划了的礁石。

礁石背阴的那一面，长着一片黑褐色的东西，一簇一簇挤在石缝里，根部是青灰色的软皮，顶上分出几瓣硬壳，壳是白的，边上泛着黄。整片石头的下沿都是，密密麻麻。

陈屿蹲下去，用手掰了一簇下来。掰下来的时候，那东西的根还在一伸一缩地动。

“阿屿，你蹲那儿做什么。”母亲在几十步外喊，“那底下没东西，都是笔架，扎手。你别去掰，划破了要发脓。”

陈屿捏着那簇笔架，把它翻过来，捏了捏根部的软皮。新鲜，肥厚。

村里人管这个叫笔架，从来没人捡。壳硬肉少，煮出来一股土腥味，连自家吃都嫌麻烦。老人说这是石头上长的疙瘩，除了扎脚没别的用处。

陈屿在县城水产市场干了十几年。九十年代往后，这东西在福州、厦门的酒楼里叫笔架，白灼、清蒸、盐焗，一小碟能卖出让人咋舌的价钱，后来连日本人都来收干货，霞浦这一带的滩涂被翻了个遍。

而现在是一九八三年。这片礁石上长满了它，全村没有一个人知道它值钱。

他扶着石头站起来，往滩尾那头看过去。滩上除了母亲，还有三四个采海瓜子的妇人，隔着几十步弯在泥里，谁也没往这边抬一下头。从他脚底下这块礁石起，往东一直到滩尾那道矮堤，凡是背着太阳的那一面，石缝里全是黑压压的一层，被潮水泡得发亮，一簇挨着一簇，中间连插进一根手指的空当都没有。他顺着礁石往前走了二十来步，一路走一路看，越往滩尾越密，密到分不清哪一簇是哪一簇，粗粗估下来，光眼睛能扫到的就有上千斤，这还没算涨潮时候淹在水线底下的那一大截。

他记忆里的乱石滩不是这样。他记得的是九十年代末的乱石滩，那时候这一带早被人翻烂了，从天亮掰到中午能装满半篓就算运气好，石头上剩下的净是指甲盖大的小苗，掰下来也没人收。他这些年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八十年代初无非是比那会儿多些，多个三成五成，多一倍顶了天。

他重新蹲下去，把手伸进最底下那道石缝里，指尖贴着石壁往里探，探进去半尺还没摸到头，底下还压着厚厚一层，指头抠住了掰不动，得拿凿子来。

他把手抽出来，在裤腿上甩了甩泥水。比他记着的多。多得不像话。

他把那簇笔架揣进兜里。

“妈，我问你个事。”

“你说，我听着呢。”

“镇上保和堂柜台后头那个老头，这两年还在不在。”

母亲直起腰，拿手背擦了一下额头：“在啊，怎么不在，去年我还去问过一回。你爸那药他柜上有，一副要八毛，得现钱，赊不着。我站在柜台前头算了半天，八毛是三斤米，转身就回来了。你问这个做什么，家里连一副的钱都凑不出来，你别乱想。”

“我不是要去抓药。”

“不抓药你打听他做什么，你别是又要去借钱。”

陈屿把手从兜里抽出来，摊开给她看。那簇笔架躺在他掌心里，根部的软皮还在一伸一缩。

母亲看了一眼，眉头就皱起来了：“你捡这个？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这东西扎手，划破了要发脓。你把它扔了，回头我给你找块布把手包上。”

“妈，”陈屿说，“这个能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