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屿是被烟呛醒的。灶间的柴烟顺着门缝灌进来，混着海腥和潮气压在鼻子上，散不开。他睁眼看见头顶熏黑的木梁，梁上横两根竹竿，竹竿上晾着几件洗到发白的旧衣裳。他想撑起来，右膝一沉，酸得倒抽一口气。

“醒了？我就说你昨晚不该去船坞。”灶间那头，母亲蹲在灶前往里塞柴，头也没回，“你爸那腿是怎么废的你不记得？夜里滑成那样，你还敢往缆桩上爬。我叫你别去，你偏说去挣两毛，两毛钱能买什么，你自己算算。”

陈屿没接话，他撑在床沿上，隔着灶间腾起来的那层烟，盯着母亲的侧脸看。

那张脸瘦，颧骨上两团被海风吹出来的红，头上包着一块洗得发灰的黑布巾，鬓角有几根头发从布巾底下钻出来，贴在汗湿的皮肤上。她额角是光的，干干净净一片。他记得母亲额角有一道疤，从眉梢斜着往上，是被绞盘上崩断的钢丝缆划的，那年她四十六岁，在县医院缝了七针，缝的时候没打麻药。

“妈，”他喉咙干得发涩，“今天是几号。”

“二十九，昨天你三婶还念叨着月底要还粮票。”

“我问的是哪一年的二十九。”

母亲这才回过头，手里还捏着一把海草，看他的眼神一点点变了：“你烧还没退？八三年，六月二十九。你要是脑子不清楚就躺着别动，我去把陈医生请来。请不来也没办法，他家现在不肯赊了，上回那两块八还挂着。”

陈屿慢慢把脸转向土墙。墙上糊着的旧报纸被油烟熏成了黄褐色，边角翘起来一层一层的，报纸上头钉着一本日历，红纸边已经卷了口，上面那页印着公历六月廿九，底下一行小字是农历五月十九，再底下是宜嫁娶、忌动土。

一九八三。

他把手举到眼前，那双手瘦得能看见骨节，指甲缝里全是黑泥，虎口和掌心结着一层薄茧，是长年拉网拉出来的。他的手不是这样，他今年五十四，手掌养得白净，常年在批发市场点钱、签单、跟人握手，指头上还留着一道戒指压出来的浅印。

前一夜他从水产市场后巷绕出去，想躲一辆倒着退的三轮，脚下一滑，后脑勺磕在水泥台阶上，闷闷的一声。他仰面躺在地上，看见远处冷库门口的灯还亮着，灯底下有人在卸货，然后那盏灯就灭了。

人死了，就该什么都没有。

“你别愣着了，起来把水缸挑满。”母亲把灶门盖上，拍了拍手站起来，“你爸的药还剩三包，吃完就断了。昨天我去供销社问，人家说要凭方子才给抓，方子得让公社卫生院开，卫生院开方子要介绍信。介绍信我去大队要过两回了，队长说等他忙完这阵。”

“队长这阵子要忙到什么时候。”

“忙到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提上去了一点，随即又压下来，“你别问我，我一个妇道人家，我去问谁。你爸躺着，你腿也不利索，家里两个小的还在长身子。上个月粮票差四斤，我拿两斤海瓜子干去跟你三婶换的，人家换归换，眼睛可没少翻。”

里屋传来一声闷咳，咳到一半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卡在喉咙里出不来，隔了几息才又接上第二声。

陈屿撑着床沿站起来，两只脚一落地又是一阵酸从右膝往上顶，他扶着土墙缓了几息，等那股劲退下去才敢挪步子往里屋走。里屋比外头还暗，只摆得下一张木板床，父亲靠墙坐着，半边身子歪着，左手蜷在胸前，怎么也伸不开。

他今年四十二，看着像六十。

去年冬天他跟船去外海，船老大叫他下舱清淤，舱里的缆绳断了，人被砸下去，捞上来的时候只剩半口气。命是保住了，半边身子却废了，船主先垫了药钱，转头就把这笔账记在陈家头上，前后一共两百八十块。

“爸，我给你把被角掖一掖。”

父亲抬起眼皮，嘴唇动了几下，才把一个字送出来：“屿。”

“昨天船主家是不是来人了。”

父亲的眼睛往门口那边偏了一下，没说话。

母亲跟进来，拿布给他擦嘴，一边擦一边说：“来了，站在门口没进屋，问了两句就走了。他不催，他就站在那儿看看，看看咱家还有什么。上回他看的是那台缝纫机，你三婶的。这回他看的是你爸。”

陈屿在床边蹲下来，一只手撑着床沿，蹲了很久也没再说话，屋里只听得见父亲喉咙里那点断断续续的气声。

两百八十块。母亲在滩上挖一天海瓜子，卖出去三四毛，一年到头不歇工，刨掉下雨和大潮进不去的日子，也就一百来块。这个数摆在那儿，是娘俩不吃不喝在泥里刨两年多。

前世这笔账最后是怎么完的，他记得。是他十九岁那年跟船出了一趟远海，人回来了，一条腿彻底废在船上，船主把账一笔勾了。从那以后他就走了，去了县城，在水产市场从最底下的伙计做起，一路做到自己开档口，最风光的时候手底下管三个冷库、七八辆冷藏车。后来跟人合伙，账被人做了手脚，房子车子全抵出去，走到末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三十多年，兜了一大圈，回头看还是空的。

“我去挑水。”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