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闲到公司的时候，比平时早了二十分钟。

办公室的窗帘还没拉开，晨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挤进来，在深色的木地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细长的、明亮的光线，像一把一把被拉直了的、金色的尺子。他走进去的时候没有开灯，在黑暗中站了几秒钟，让那些金色的尺子一寸一寸地丈量着他的脸、他的手、他那身深灰色的西装。然后他走到窗边，拉起了百叶窗。整面玻璃幕墙在阳光下亮了起来，城市的全景在眼前铺展开来——高楼大厦，车流，江面，远处模糊的山际线，和更远处被雾霾笼罩的、灰蓝色的天际。他看着这片他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看了几秒钟，然后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打开了电脑。

助理进来送咖啡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坐在那里看文件了。深灰色的西装穿得整整齐齐，领带系得一丝不苟，头发打理得纹丝不乱，桌上摊开的文件已经翻了三分之一，页边空白处用签字笔写了几行批注，字迹凌厉，收笔果断，和他人一样——精准，高效，不留余地。助理把咖啡放在桌角，说了一声“范总，您的咖啡”，他“嗯”了一声，头都没抬，目光继续在那份文件上移动着。助理识趣地退了出去，门关上的时候发出一声很轻的“咔嗒”，像是什么东西被锁上了。

范闲看完了那份文件，在最后一页签了名，把笔搁在笔架上，端起了咖啡。咖啡是美式，不加糖，不加奶，黑得像墨汁，苦得像他偶尔会在深夜尝到的那种味道——不是味觉的苦，是另一种，从胃里反上来、从骨头里渗出来、从记忆的某个角落里爬出来的，怎么也咽不下去、吐不出来的苦。他喝了一口，苦味在舌尖上炸开，然后迅速蔓延到整个口腔，最后变成了一种麻木的、像被麻醉了一样的、什么都感觉不到的空洞。他把杯子放下，拿起手机，靠在椅背上，打开了那个加密的软件。

输入十六位密码，人脸识别，指纹识别。九宫格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每一个格子都是一栋别墅里的某一个角落——客厅，厨房，走廊，卧室，书房，院子，秋千，和那棵发光的树。他习惯性地先看了客厅——画面里，沙发空着，茶几上放着那本被翻了一半的商业谈判技巧书和一个浅蓝色的杯子，葡萄的食盆里还有早上没吃完的猫粮，窗帘拉着，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明亮的线。没有人。他看了院子——阳光很好，绣球花开得很盛，秋千在风里轻轻地晃着，彩灯在树枝间无声地闪烁着，草地被晒得发亮，露珠已经全部蒸发了，只留下一片一片深绿色的、被水浸过的痕迹。没有人。他看了书房——书架，书桌，台灯，椅子，飘窗。飘窗上的靠枕整整齐齐地堆着，垫子上没有压痕，那本悬疑小说的续集还在它昨天被放下的位置上，没有人动过。也没有人。

他的手指在屏幕上顿了一下。然后他点开了走廊的摄像头——走廊很长，壁灯还亮着，昏黄的、温暖的光，把两侧墙上的油画照得像是活的。走廊尽头那扇高高的窗户透进来的白光，和壁灯的黄光在木地板上交汇，形成了一片渐变的、柔和的、像水彩画一样的光晕。没有人。他点开了卧室的摄像头——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拍得蓬蓬松松，窗帘拉到了最大，阳光充满整个房间，衣柜的门关着，洗手间的门开着，里面没有人。他点开了厨房的摄像头——料理台上放着两个洗干净的杯子，一个深蓝色，一个浅蓝色，并排放在沥水架上，杯口朝下，像两个在沉默地对视的、不同颜色的、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正在安静地休息的小人。没有人。他点开了——他知道他在哪里。

他点开了那个他没有标注的、藏在九宫格最右下角的、画面角度最偏、视野最窄、平时最少被点开的摄像头。它被安装在别墅走廊的最高处，角度向下倾斜，能覆盖一楼走廊和客厅入口的一小片区域。在这片狭窄的、不起眼的、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画面的边缘，在那个被楼梯扶手和走廊墙壁切割出来的、三角形的、不规则的角落里，他看到了他想看的东西。

一双光着的脚。白皙的，纤细的，十个脚趾微微蜷着的，脚背上能看到细细的青色血管的，正踩在楼梯最下面一级台阶上的脚。范闲的目光从那双脚往上移动——脚踝，小腿，膝盖，大腿，腰，那只搭在楼梯扶手上的、手指修长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手，那个穿着一件浅灰色亚麻衬衫的、微微躬着的、正在下楼梯的背影，和那团跟在他脚后跟后面的、白色的、圆滚滚的、尾巴竖得像一根天线一样的毛球。

李承泽在下楼。葡萄跟在他后面。

范闲看着这个画面，看着那个正在从二楼走到一楼的、穿着浅灰色亚麻衬衫的、带着一只白色长毛猫的、还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看着的人，他的手指在手机屏幕上轻轻地、慢慢地蹭了一下，像是隔着屏幕、隔着几十公里的距离、隔着密林和高架和城市和无数的墙壁，在触摸那个人的头发、那个人的肩膀、那个人裸露在衬衫领口外面的那截后颈。他的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弯度很微妙——不是笑，不是不笑，不是温柔，不是冷漠，而是一种介于“他在那里”和“他在那里，但他不在我这里”之间的、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只有他自己能体会的东西。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画面还亮着，九宫格还开着，那个最右下角的、画面最偏的、视野最窄的摄像头还在运行着，把那个正在下楼梯的人的一举一动，一帧一帧地、无声地、忠实地传送到这部手机上，传送到范闲的瞳孔里，传送到他那颗正在以七十几下的频率稳定地、持续地、不知疲倦地跳动着的心脏里。

范闲拿起签字笔，继续看文件。

时间在他的笔尖和纸面的摩擦声中流走了。一页又一页，一份又一份，一个又一个的条款、数字、签名、日期，在他的手下被处理掉，被归档，被送走，被变成一摞一摞的、码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办公桌右上角的“已完成”文件夹。他处理工作的效率一向很高，高到他的助理有时候会觉得他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消灭”工作——像一台专门为处理商业文件而设计的、精密的、不知疲倦的、永远不会出错的机器。

十点多的时候，他停下来，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咖啡。苦味更重了，重到像是在喝一杯被浓缩了十倍的、黑色的、粘稠的、带着焦糊味的药。他把杯子放下，拿起手机，又看了一眼那个画面——客厅。画面里，李承泽坐在沙发上，那本商业谈判技巧书翻到了一半，放在他的膝盖上，他的左手放在书页上，右手放在葡萄的背上，目光落在窗外，表情很平静，平静到看不出任何情绪，看不出他是在想什么事情，还是什么都没想，只是在发呆，在晒太阳，在享受着这个安静的、没有范闲在身边的、只有他和猫的上午。葡萄在他手心里翻着肚皮，四只爪子蜷在胸前，尾巴慢悠悠地晃着，发出一声满足的、长长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呼噜声。

范闲看着这个画面，看了几秒钟。然后他把手机屏幕按灭了，放在桌上，拿起了下一份文件。

中午，他在办公室吃了一份简餐。三明治，酸奶，一杯新的美式。他吃东西的时候也在看文件，咀嚼的速度和翻页的速度几乎同步，一口，一页，一口，一页，像是一个被编程好的、精确到秒的、不需要任何多余动作的进食程序。吃完之后，他把餐盒扔进垃圾桶，擦了擦手，拿起手机，给李承泽发了一条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