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生查这件事的时候，没有跟我说。但他把陈国栋的名字塞在我的枕头下面，说明他知道自己可能会出事。他做好了准备。”

“对。他把名单吞进肚子里，把秘密刻在戒指上。”

“那我也做好准备。”刘玉兰站起来，走到条案前面，把周海生的遗像转过来，看着照片上的人，“周海生，你查的事，我帮你写完。”

她转过身，看着我。“林师傅，联名信怎么写？”

“把三十八个人的名字都写上。每个人后面写死亡日期、工地、死亡原因。最后写一段话，说明这封信的目的。”

刘玉兰点了点头。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沓信纸和一支笔，坐在餐桌前面，开始写。她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写错的地方用涂改液盖掉，重新写。写了改，改了写。三天之后，她把初稿交给了我。

信不长，两页纸。开头是周海生的名字，后面跟着三十七个名字。每一个名字后面都写了死亡日期、工地、死亡原因。最后一段是刘玉兰自己写的——“我丈夫周海生查了这些人，把名单吞进了肚子里。他死了。但名单还在。三十八个人，一个都不能少。我们都是家属。我们把名字写在这里，请省纪委查到底。”

沈岸看了信，改了几个字，然后让我带着信去找家属签字。

我用了五天时间，跑了三个省，见了十二个家属。大部分家属愿意签字。有一个家属住在城郊的村子里，家里种着几亩地，男人死了之后，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她看了信，二话没说就签了。有一个家属住在镇上，开着一家小饭馆。他签完字之后，给我下了一碗面，没有收钱。有几个不愿意，说赔偿金已经拿了，不想再折腾。还有一个家属问了一个问题——“签了字，能把我丈夫的遗体找回来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沈岸后来告诉我，那十二个被代签火化的工人，遗体被运到城北火葬场之后，没有再火化。遗体被运到别的地方去了。可能是医学院，可能是别的火葬场，可能是更远的地方。具体去了哪里，还在查。

但联名信不管这些。联名信只写名字和死亡日期。三十八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第十二天，联名信签完了。三十八个人，签了二十九个。九个家属没有签，但刘玉兰在信的末尾加了一行字——“周海生查到的十一个人，加上后来查出来的二十七个。三十八个人。签字的二十九个，没有签字的九个。名字全部在这里。”

沈岸把联名信复印了三份，一份寄省纪委，一份寄省委信访办，一份留着。然后他把原件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让刘玉兰亲手投进了省纪委的信箱。

省纪委在省委大院旁边，一栋灰白色的老楼，门口有武警站岗。刘玉兰站在信箱前面，把信封投了进去。信封落下去的时候，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林默，”沈岸站在省纪委门口，看着刘玉兰投完信走出来，“信寄出去了。省纪委收到之后，何副秘书长那边就会有动静。”

“什么动静？”

“他会知道有人把三十八个名字捅上去了。他会找人压，找人说情，找人删帖。但联名信是纸质的，寄到省纪委的，删不掉。”

“他会怎么做？”

“他会先找省纪委的人问情况。如果省纪委压不住，他会找省委的人。如果省委也压不住，他就会跑。”

“跑？”

“对。何副秘书长是省管干部，但他手里有钱，有护照，有海外关系。如果他觉得要出事，他会跑。”

沈岸把车钥匙拿出来。“林默，从今天开始，你要盯着何副秘书长。他每周三去省体育馆打羽毛球。你去那儿等他。不用碰他，只要看他。如果他哪一天没去，或者去了之后提前走，你就给我打电话。”

“你呢？”

“我去查他的护照和出境记录。如果他申请了出境，我第一时间知道。”

刘玉兰站在我们旁边，看着省纪委的大门。她手里攥着那张联名信的复印件，折得整整齐齐的，放在上衣口袋里。

“林师傅，沈警官，”她说，“信寄出去了。我替周海生做的这件事，做完了。剩下的，靠你们了。”

沈岸点了点头。“刘大姐，你放心。三十八个人，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