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是黑的，水是凉的。

刘湘趴在橡皮艇的船舷上，手指冻得发紫，海水顺着袖管往上爬，像无数条冰凉的蛇缠住他的胳膊。橡皮艇坐了十二个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每个人的呼吸都压在嗓子眼里，生怕发出一点声音被岸上的探照灯照见。

这是1980年的深秋。

刘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穿越到这具身体里的。三天前他还在21世纪的深圳华强北谈服装批发生意，一觉醒来，就变成了一个十六岁的瘦弱少年，躺在广东宝安县一间土坯房的硬板床上。原身也叫刘湘，父亲刘海在公社种地，母亲早逝，家里还有三个弟妹，穷得揭不开锅。刘海托人带信给在香港的远房堂叔刘富贵，求他收留这个儿子。刘富贵早年偷渡去了香港，在深水埗做服装批发生意，混得不错。刘海的意思很简单：孩子留在家里也是饿死，不如送去香港讨口饭吃。

刘湘用了半天时间消化了这个事实。他上一世做服装生意，对八十年代的香港并不陌生——那是黄金年代的序幕，是鲤鱼跃龙门的机会窗口。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接受了这个身份。与其在穷乡僻壤等死，不如去香港搏一把。

偷渡的事是隔壁村的陈麻子牵的线。陈麻子四十来岁，脸上坑坑洼洼，专门做“送人过海”的生意，圈里人都叫他“蛇头陈”。刘海把家里仅有的两头猪卖了，又跟亲戚借了一圈，凑了八百块人民币交给陈麻子，算是“路费”。陈麻子拍着胸脯说：“放心，这条线我跑了三年，没出过事。”

刘湘后来才知道，这条线出事的人多了去了。光是1980年，淹死在深圳河和偷渡途中被抓遣返的就不计其数，但陈麻子不会说这些。他只说那些成功了的，说谁谁谁到了香港一年就寄回来一万港币，说谁谁谁开了铺子买了手表。这些故事像火炭一样烫着每一个想偷渡的人的心。

出发那天傍晚，刘湘被带到宝安县靠海的一个小渔村。同行的还有十一个人，有男有女，最小的看起来不过十四五岁，最大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瘸腿老汉。他们蹲在一间废弃的渔船修理棚里，谁也不说话，空气里弥漫着咸鱼和恐惧混合的味道。

陈麻子最后一个进来，手里提着一袋馒头，每人分了半个。他压低声音说：“天黑之后下水，橡皮艇送你们到接近香港一侧的海面，然后你们自己游上岸。记住，看见探照灯就趴下别动，听见巡逻艇的马达声就往水草里躲。上了岸之后往有灯光的方向走，接头的人在码头边上的榕树下等你们，暗号是三声猫叫。”

刘湘咬了一口馒头，干硬得像石头。他在心里把路线过了一遍：从这儿下水，划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后海湾或流浮山一带上岸，全程大约三到四公里。如果运气好，没有遇到水警，一个多小时就能上岸。如果运气不好——他没往下想。

晚上九点多，陈麻子带他们摸黑走到海边。一条十二座的橡皮艇已经充好气搁在滩涂上，船尾挂着一台旧马达。陈麻子让所有人脱了鞋，卷起裤腿，涉水上船。海水没过膝盖的时候，刘湘倒吸了一口凉气——十月底的南海，水温比他想得要冷得多。

马达突突突地响起来，橡皮艇离开岸边，朝南边驶去。没有灯，只有满天星斗和远处地平线上若有若无的城市光晕。刘湘坐在船尾，回头看了一眼渐行渐远的大陆海岸线，黑黢黢的，像一条沉睡的巨兽。他不知道这具身体的原主人对这个村庄还有什么留恋，但对自己来说，从这一刻起，命运已经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