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探春继续说，“秦史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收税。

请注意我说的这个秦始皇是一千多年前的皇帝！

就是他把华夏变成了统一的国家。

秦始皇把全国分成郡县，每个郡设一个守，每个县设一个令，由中央直接任命，直接管。

收税不再经过诸侯的手，由中央派出的官吏直接向老百姓收。

收上来之后，一部分留在地方用，一部分送到中央。这叫‘上计’。

每年年底，地方官要把全年的户口、田亩、税收数目写在竹简上，派人送到京城给皇帝看。

皇帝看完之后，根据这些数字决定明年收多少、怎么收、地方官该升还是该降。

你们注意——这不是收钱，这是用收钱的方式，把整个国家拧成一股绳。

钱从地方流到中央，权力也从地方流到中央。

中央用这些钱修路、开渠、养兵、赈灾，地方上的人发现：跟着中央走，日子比跟着诸侯过好得多。”

路德维希的财务官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又抬起头来。

路德维希本人没有动，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收拢了一下。

“到了汉朝，收税的制度更细了。”探春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土地按肥瘦分等级，肥地多收，瘦地少收；

人口按年龄分等级，成年多收，未成年少收。

还有一种叫‘算缗’的税，专门向商人收。

商人赚了钱，要按比例交给国家。

国家拿了这些钱，用来修长城、开丝绸之路、养太学。

太学是什么？就是国家办的学堂。穷人家的孩子，只要考进去，就能免学费、免食宿，还能领到补贴。

这些孩子毕业之后，有的做官，有的做学问，有的去边关当差。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跟国家绑在一起了。

国家好，他们就好；国家乱，他们就什么都没了。”

“唐朝的时候，收税叫‘租庸调’。”探春见听众们完全被她的话吸引了，更加来了兴趣，娓娓道来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租是粮食，庸是劳役，调是布帛。老百姓交粮食、服劳役、交布帛，国家用这些粮食养兵，用这些劳役修路，用这些布帛做官服和军装。

每一样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谁该交什么、交多少、什么时候交，都写在账册上。

账册一式三份：一份留在县里，一份送到州里，一份送到中央。

三份对得上，才算数。对不上，就要查。

查出来是谁的问题，谁就要负责。这套办法让唐朝的国库从来没有空过，也让唐朝的军队从来没有断过粮。

你们想想，如果德意志也有这样一套办法，巴伐利亚的粮食可以运到勃兰登堡，波希米亚的白银可以运到萨克森，谁缺什么，中央一纸调令就能补上。不用打仗，不用抢，账册上写得清清楚楚。”

萨克森公爵阿尔布雷希特把搁在膝盖上的手收了回来，搁到了桌面上。

他的书记官在旁边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

“到了大顺朝——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朝代——收税的办法更细了。”探春说，“土地分五等，按等级交税；人口分三类，按类别交税；

商业税分三种，按买卖种类交。还有一种叫‘免役钱’，老百姓如果不愿意服劳役，可以交钱代替。

交上来的钱，国家拿去雇人做事。这样一来，老百姓自由了，国家也省事了。

大顺朝的税收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二，其中商税又占税收的一半以上。

什么意思？意思是国家不再只靠种地收钱，做买卖也能收钱。

商路修得越远，商税就收得越多；商税收得越多，国家就越有钱；

国家越有钱，就越能修路、养兵、办学。这是一个循环——路通了，货走了，税收了，路就更宽了。

你们德意志现在缺的，就是这条循环。你们有路，但没有统一的税；

有货，但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你们愿意加入，这个循环就能转起来。”

探春把算盘重新拿起来，在手里转了一下，算珠发出一阵细碎的响声。

路德维希先开口，用拉丁语问了一句：“那你们收税，谁来管账？”

探春听了这话嫣然一笑：“中央派专人管。每年派人下去查，查完写报告，报告送回中央。

中央看完，决定是奖是罚。奖的时候升官，罚的时候降职。

不光是管账的人查，还有御史台——专门查官员的机构，直接向皇帝汇报。

一个官员如果贪污，御史可以弹劾他，弹劾之后由刑部审理，审理结果由皇帝批准。判刑、流放、抄家，绝不姑息。”

腓特烈二世站在窗边，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他转过身来，看着探春：“你们这套办法，用了多少年了？”

探春说：“从秦朝到现在，一千四百多年了。”

腓特烈看着探春，声音不高但很清楚：“你方才说的那些，朕都听懂了。你回去之后，把方才讲的那些写成一本册子，朕让人译成拉丁文，分发给在座的每一位诸侯。”

探春微微欠身：“妾身今晚就动笔。”

探春坐回原处，把算盘收进袖中。

库尼贡德从对面走过来，在她旁边站定，低头看了看那只算盘露在袖口外面的边角，然后用拉丁语问了一句：“你们那边收税，老百姓愿意交吗？”

探春抬起头来，看着库尼贡德，：“愿意。因为交了税之后，路修好了，渠挖通了，学堂开了，日子比不交税的时候好过。老百姓不傻，他们算得清楚这笔账。”

库尼贡德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