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亏头天打包回来的那两个馒头。

徐越把馒头带到食堂，请师傅帮忙重新蒸热，就着不要钱的白开水，一顿早饭吃得心满意足。

这年头的白面馒头可金贵，玉米面、高粱面才是寻常，富强粉蒸出来的细粮在乡下串亲戚都能当整礼。

他老家那边大都是红薯，一年到头红薯煮着吃、烤着吃、晒成干吃、磨成粉吃。

变着法子的吃，其实翻了花样还是那一种东西。

以至于后来他们村里那些老人，上了年纪以后见着红薯就反胃，有的甚至闻着那个味儿就想吐。

人就是这样被一样东西喂饱了，也会被同一样东西喂出毛病。

徐越把最后一个馒头吃完，拿搪瓷缸子灌了满满一杯开水，端着回了宿舍。

刘振云还在赖床，整个人埋在被子里，只露出一撮头发，像一只冬眠的刺猬。

赵明亮去跑步了，还是太有劲儿了。

吴志远已经在阳台上背英语单词，声音不大。

忙点儿好啊，忙点好，都忙都有自己的事情。

徐越假装宽慰的点点头。

徐越坐到自己的书桌前，把搪瓷缸子搁在桌角，摊开了那个新买的笔记本。

他握着笔，却没有立刻落下。

写什么呢？

要是写出什么太时髦、太洋气的东西，这年代的人们还要怀疑你是不是“迪特”呢。

这年头敌特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真正存在的敌人。

他现在穿着磨白了领口的蓝布外衣，每天吃着两顿食堂，兜里揣着几张借来的粮票，一穷二白才是他的英雄本色。

他想起最近在刊物上看到的那些流行作品。

伤痕文学。说到底其实就是知青文学。

一群从城里下去的年轻人，在最该读书的年纪被扔到了广阔天地，在田埂上、在林场里、在边疆的漫天风雪中消磨掉了青春。

他们重新拿起笔来，写的全是自己如何在这十年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看透了多少世态炎凉。

徐越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水，觉得有些噎得慌。

但徐越不太喜欢，只是因为这些距离上辈子的他太远，甚至他觉得这些实在有些伤春悲秋。

那些知青写的小说时，总觉得里头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

不是痛苦，而是一种“我本不该如此”的委屈。

那种委屈底下，藏着一种他们自己都还没琢磨透的东西：一种辩解的姿态，一种下意识的自我开脱。

我受了苦。我遭了罪。我的青春完了。

可那些真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呢？

那些从来不曾从这片泥土上离开过、也不知道什么是“回城”的人呢？

那些在这些人走了以后，还要在这里接着种地、接着砍柴、接着被时代碾压的人呢？

回城了。上工农兵大学了。进了工厂坐办公室了。

走的时候，有几个回头看过一眼那些田埂上日渐佝偻的背影？

“伤痕文学”总是在想下乡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伤痛。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他们的青春被耽误的这十年里，那些乡亲们的人生又在经历着什么？

一个人的十年是十年，一个人的一生不也是几十年吗？

你在这十年里丢失的东西，是重要的；他被你这十年消磨掉的一辈子就不重要了吗？

人总是以受害者的视角为自己辩解。

下乡知青们觉得自己吃了亏，受了伤害，当然徐越不否认这是真的。

可他们有没有想过，自己这十年来享受的优待，是从谁的嘴里省下来的？

你饭桌上的白面馒头，是从谁的碗里匀出来的？

你回城的机会，又是踩在谁的肩膀上够到的？如果你始终高高在上，那么请记住，不要伤害。

徐越忽然想起了什么，眉头微微一动，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了。

他低下头，翻开笔记本崭新的一页，在第一行的中间，用工工整整的字写下了两个标题。

........

徐越是在现代文史课之后逮到的杨迎民。

两人一见面徐越还没开口杨迎民倒是先叫上了

“徐越！”

杨迎民的声音不大，但那语气里的兴奋像是要从嗓子眼里溢出来。

他一把拉住徐越的胳膊，把他从人流中拽到走廊的窗边。

午后的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落在他那张原本总是沉稳的脸上，竟然映出几分少年人才有的神采来。

“你的诗，”杨迎民压低了声音，但压不住那股子高兴劲儿，“定了。”

徐越眨了眨眼。

“校刊下一期。”杨迎民说着，从军绿色挎包里摸出一小沓钱，塞到徐越手里，“稿费也下来了。”

徐越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钱。

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有一块的、五毛的，叠在一起，最上面是一张两块的。

他粗略地在心里加了一下：五块六？还是五块八？总之不到六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