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波没有像平时那样站起来活动筋骨。他盯着监视器，把这条从头到尾拉了一遍，然后抬头看了看天台上那两个演员——张宇站在栏杆旁边，还在抽那根烟。

顾寻靠在栏杆上，两只手插在袖子里。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但他们谁也没有急着往回走。

“过了。”胡波说，然后站起来补了一句，“收工。太冷了，今天不拍了。”

下午的戏转到了室内。老城区一栋居民楼的地下室，改造成了一个简陋的台球厅——就是上次那间废弃台球厅的楼下，道具组花了一上午把球桌搬下来，又在墙上挂了几串旧彩灯，算是布了个新景。这场戏是黄玲在地下室找到韦布。

她在学校里被传得沸沸扬扬，班主任让她叫家长，她没有家长可叫，就跑出来找韦布。没有目的，只是觉得在这个城市里唯一不会问她“你怎么了”的人，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高中生。

开拍前，王玉文的状态明显不对。

不是生病——是情绪不对。

她坐在角落里，裹着军大衣，手里端着保温杯，但没喝。眼睛看着剧本，但没翻页。

朱颜曼滋蹲在她旁边小声问了句“怎么了”，她摇摇头说没事。但那个“没事”跟顾寻的“还行”是一个意思——有事，但不想说。

胡波注意到了。他在调整机位的时候朝王玉文那边看了好几眼，但没走过去问——他没身份关心，你是人家的谁呀？

但其实王玉文并没有因为胡波而悲伤，她只是进入到了黄岭的状态。

一个被全校传了私情绯闻之后无处可去的女生，躲进地下室里找一个同样无处可去的人。这种状态需要情绪，不是开心。

“开始。”

地下室里很暗。唯一的光源是墙上那几串旧彩灯，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光斑打在水泥地面上，像是某种廉价的星星。黄玲从楼梯口走进来，脚步很轻。

她的校服外面套了一件明显大了两号的旧棉袄——是她爸的，或者是她在旧货市场买的。棉袄袖子长出一截，只露出半截手指，冻得发红。

韦布坐在球桌边上，手里摆弄着那个银色打火机。没有点火，只是用拇指反复按下打火轮的开关。咔嗒——咔嗒——咔嗒。每一声都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像一座没上发条的钟。

黄玲在他旁边坐下来，坐得很近，但没挨着。她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腿伸直，看着墙上那些闪烁的廉价彩灯。

“他们都说是我说出去的。”

韦布没有说话，打火机又响了一声。咔嗒。

“我班主任说我不检点。教导主任说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是我先勾引老师的。我什么都没做。是那个老师——是他——”

她停了。不是哭，是声音忽然卡住了，像一根弦被拧断之前最后那一下。她深呼吸，把嘴闭上，牙齿咬住嘴唇，然后松开，“算了。说了也没人信。”

地下室里安静了很久。彩灯在墙上明明灭灭，照得两个人的脸忽红忽蓝。韦布的打火机停了。他的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

“我信。”他说。

就两个字。声音很轻，像是怕这个字太重会压到什么。不是安慰，不是同情，不是“你别难过”或“会好起来的”。

是“我信”。

因为韦布自己也是那个说了没人信的人。

他被诬陷打架的时候，他跟教导主任说“是他先动的手”，没人信。

他跟父亲说“我没打他”，没人信。

所有人都在给他贴标签——刺头、问题学生、没出息的。所以他知道没人信是什么滋味。所以他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