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天还黑着，卢星野就醒了。

他是被窗外的风刮醒的。风呜呜地嚎，把窗纸吹得噗噗响，炕头的灶膛里余温未散，被窝里暖烘烘的，可他躺不住了。外面鸡叫了头遍，屯子里静悄悄的，狗都没醒。

他轻手轻脚地从炕上爬起来，怕吵醒李焕英。李焕英睡得沉，呼吸均匀，翻了个身，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他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微光，摸到炕沿上那套新买的迷彩服，慢慢地往身上套。迷彩服是草绿色的，布料厚实，裤腿和袖口都收得紧，在山里走路不兜风，也不挂树枝。比棉袄利索多了，虽然薄了些，但里面套着林若楠织的那件大红色毛衣，两层叠在一起，又暖和又软和。

他又穿上那双新买的登山靴。靴子是翻毛皮的，鞋底是橡胶的，又厚又硬，踩在雪地上不打滑。胡国强那家伙买东西不眨眼，光这双靴子就花了好几十块，抵得上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了。卢星野弯腰系鞋带的时候，摸了摸靴筒里面的羊毛内衬，软乎乎的，比靰鞡鞋暖和不少。靰鞡鞋虽说是东北老物件，经穿耐用，可真要在大雪地里跑一天，还是这洋玩意儿顶事。

他走到墙边，取下那杆新买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枪管在晨光中泛着幽蓝的冷光，核桃木的枪托纹路细腻，摸上去滑溜溜的，比水连珠轻了一些，但重心更稳。他把枪托抵在肩膀上试了试，瞄准了窗外黑漆漆的夜空，靶心是想象中的，但手势一丝不苟。拉了一下枪栓，咔嚓一声，清脆利落，是真正的军用枪械才有的那种咬合感。弹仓里压满了子弹，五发，沉甸甸的，带着一种踏实的分量。他又从子弹袋里掏出几发子弹，揣进迷彩服外侧的口袋里，拍了拍，鼓鼓囊囊的。

“星野？”李焕英的声音从被窝里传出来，迷迷糊糊的，“你咋起这么早？”

“妈，今天有事，进山。”卢星野压低声音。

“这才几点？天还没亮呢。”李焕英撑着身子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看到他已经穿戴整齐，背着枪，愣了一下，“你又要去打猎？”

“嗯，跟国强约好了。”

李焕英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掀开被子下了炕，披上棉袄，趿拉着鞋走到灶台边，添了一把柴，点上火，铁壶里的水很快就咕嘟咕嘟地响了。

“吃点东西再走。”她从柜子里拿出两个馒头，用刀切开，夹了两片咸肉，放在锅里炕了炕。咸肉是去年冬天腌的，肥瘦相间，炕得滋滋冒油，油渗进馒头里，焦黄焦黄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卢星野接过来咬了一口，咸肉的油在嘴里化开，混着馒头的面香，吃得他腮帮子鼓鼓的。他又灌了一大碗热粥，粥熬得稠稠的，从喉咙一路暖到胃里，把一夜的寒意都驱散了。

李焕英靠在灶台边上，看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眼神里有心疼，也有担心。她伸手帮他把衣领整了整，手指在他下巴上停了一下，轻声说：“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知道了，妈。”卢星野把碗放下，擦了擦嘴，背上枪，推开门走了出去。

外面的风灌进来，冷得李焕英打了个哆嗦，可她没有关门，就那么站在门口，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天边还只有一丝灰白色的光，像鱼肚子，东一片西一片的，远处屯子口的方向亮起了一盏灯，是早起的人家点的。

卢星野踩着雪，咯吱咯吱地走到屯子口。胡国强的吉普车已经停在路边了，车灯开着，两束光柱照在雪地上，暖黄色的，像两道通往远方的路。胡国强靠着车门抽烟，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在车灯的光里像雾一样散开。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里面是白色的高领毛衣，脚下蹬着一双锃亮的大头鞋，头发还打了发蜡，在车灯下闪着光。

“星野哥，你来了！”胡国强把烟头掐灭，脸上堆满了笑，“吃了吗？”

“吃了。”卢星野拉开副驾驶的门，爬上车，把枪靠在座位旁边。

“那就走。”胡国强绕到驾驶座，发动了车子。引擎轰鸣了一声，在寂静的早晨格外响亮，几只正在雪地里觅食的麻雀被惊得扑棱棱飞了起来，落在远处的电线上，歪着头看这辆绿色的铁家伙。

后座上还坐着一个人，卢星野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一个中年男人，四十来岁，脸黑得像锅底，颧骨很高，嘴唇薄薄的，抿成一条线。他穿着一件旧军大衣，领口翻着，露出一截灰布棉袄的领子。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黑乎乎的，一看就是常年干活的手。大腿上横放着一杆双管猎枪，枪托上刻着一排密密麻麻的道道，有的深有的浅，深深浅浅的，像一道年轮谱。

“这位是刘师傅，赵少请来的猎人。”胡国强介绍道，“刘师傅，这位是我兄弟，卢星野。”

刘铁柱没说话，只是看了卢星野一眼。那一眼很浅，像是看一棵树、一块石头，没啥情绪，嘴角微微向下撇了一下，不待见人的那种。他从兜里掏出一根烟，在车玻璃上磕了磕，点上，默默地抽了一口，烟雾在车厢里弥漫开来，混着皮革和汽油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