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机美术馆的院子里，去年秋天撒的二月兰也开了，紫莹莹的一片，沿着墙根铺到路边，风一吹，晃得人眼睛发柔。林小满和沈星刚把整理好的画集校稿寄给出版社，就接到了县一中的电话，说想请他们去学校开个讲座，讲讲田机的故事，让孩子们听听，什么叫一辈子守住一件事。

沈星拿着电话，回头问林小满：“去不去？”林小满正在擦田机的那副旧画架，擦得手上沾了点老木头上的包浆，闻言抬头笑：“怎么不去？田爷爷一辈子就想让更多人画画，知道画画不只是城里人的事，是土里就能长出来的本事，去给孩子们讲讲，正好合了他的心意。”

两个人收拾了一摞田机的速写原作，又装了一兜孩子们在美术馆画的麦穗画，开车去了县一中。大礼堂里坐满了高一高二的学生，黑压压一片，眼睛都亮闪闪的，看着他们把画挂在舞台边上。林小满先讲，她拿着那张一九四八年田机画的第一颗麦穗，给孩子们看：“你们看，这是田机爷爷十二岁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线条歪歪扭扭，还有地方擦破了纸，可是你们看这颗麦穗，根扎得稳稳的，每一粒麦籽都鼓着劲，那时候他就是个穷孩子，吃不饱饭，连一张完整的画纸都没有，可是他就记住了一句话，根在这儿，画画就是画咱们自己的日子。”

她翻到后面田机八十岁画的《黄河麦浪》，整幅画都是金黄的麦浪，风从右往左吹，整个画面都像在动，能听见麦叶哗啦啦响，孩子们都发出小声的惊叹。沈星接着讲，讲田机十二岁逃难，遇见爷爷沈敬之，讲他四十岁考上美院，毕业又回村里，讲他一辈子画了七千多张速写，全是黄河滩的人和事，讲他临死前还在画布上勾孩子们的脸，没画完，最后我们接着画完了。

讲完了，有个扎马尾的小姑娘举手，站起来问：“田机爷爷一辈子待在村里，不闷吗？城里多好啊，有大美术馆，有好多画家，他为什么不留在城里？”

林小满看着小姑娘，笑了：“你去过黄河滩吗？你蹲在麦地里，摸一摸麦叶，闻一闻麦香，看着麦子从一寸长到一人高，从绿变黄，那种感觉，是城里没有的。田机爷爷说，他的根在这儿，这里有他的爹娘，有他的老婆孩子，有给他一口饭吃的土地，他画的就是这儿的人，离开了这儿，他就画不出带劲的画了。就像你们，好多人都是村里出来的，你们不管走多远，根都在这儿，对不对？”

小姑娘点点头，坐下了，眼睛亮晶晶的，好像懂了。讲座结束，好多孩子围过来，摸那些速写，说原来真的有人一辈子只画麦子啊，太神奇了。有个男孩子说，我也是田家庄的，我爷爷说当年田书记给我爸画过像，放在我奶奶家，我回去找找，也给美术馆送去。

回去的路上，车开在黄河大堤上，两边都是绿油油的麦地，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麦香，沈星开着车，突然说：“小满，我刚来的时候，还以为就是帮我爷爷守着美术馆，待几个月就走，现在我觉得，我也走不了了，根好像扎这儿了。”

林小满看着窗外的麦地，笑了：“我爸我妈当年也让我回县城，找个稳定的工作，我没回，我就喜欢这儿，喜欢看着孩子们画画，喜欢看着麦子一年一年熟，田爷爷把摊子交给我们，我们就得守好，对吧？”

车拐进田家庄，远远就看见老槐树下围了一群人，吵吵嚷嚷的，两个人赶紧开过去，原来支书正跟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说话，那个男人是城里一个开发商，看中了田家庄这块地方，挨着黄河，风景好，想租下老槐树旁边这一片地，盖度假村，把美术馆挪到村头去，给一大笔租金，说能带动村里致富。

支书皱着眉头，说，这不是租金多少的事，这美术馆是田机留下的，老槐树是几百年的老树，这片地都是当年田机领着修的梯田，不能动。开发商笑了，说，田机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要发展，要赚钱，村民们都能分分红，比守着个破美术馆强，你们不同意，我找村民挨个说，肯定有人同意。

果然，没过两天，就有几个老人动心了，说开发商给的钱太多了，每家每户都能分几万，孩子娶媳妇的钱都有了，不就是挪个美术馆吗？挪哪儿不是放啊。支书开了两次村民大会，都没谈拢，有人说支书太固执，放着钱不赚，对不起村里人。

那天晚上，李保国拄着拐棍，挨家挨户走，走到那些动心的人家，坐下来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当年一九六零年，发大水，把咱们的地都冲了，是田机领着我们，在黄河滩重新开地，连续干了三个月，每天只吃半个窝头，田机累得吐了血，还是接着干，才开出了这几千亩梯田，才有了咱们年年的麦子丰收。现在你们要把他的美术馆卖了，对得起他吗？对得起咱们自己的良心吗？

有个老光棍叫王大柱，当年就是田机把他从黄河里救上来的，他听了李保国的话，红着眼睛说，我不签字，我不卖，就算给我十万，我也不卖，田书记的美术馆，不能动。好多老人听了，也都改了主意，说对，不能动，不能对不起田书记。开发商见没人签字，摇摇头，走了，说你们这帮人，真是死脑筋，放着钱不赚，等着穷吧。

走了就走了，村里人该干嘛干嘛，该种麦子种麦子，该画画画画，老槐树下还是天天热热闹闹的，二月兰开得照样旺，麦子长得照样好。林小满那天在日记本上写：“田爷爷当年修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