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清办事的确利索。

拿着我那张字迹歪歪扭扭的审批单，他没去走平时那种拖泥带水的流程，直接敲开了办公厅主任的门。半个小时不到，盖着市纪委鲜红大印的调查令就拿到了手里，顺便还从车队调了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明远，我跟你一起去。”黄文清把车钥匙在手里掂了两下，神色凝重，“那地方偏僻得很，你右胳膊又吊着石膏，万一有点什么事，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我没跟他客气，抓起公文包就往外走：“走，赶紧的。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总觉得这趟去不会太顺利。”

东源精神病防治院在东江市的北郊，离市区足足有三十多公里的路程。

出了主城区，路越走越偏，两边的楼房渐渐变成了大片的农田和荒地。今天天阴得厉害，灰蒙蒙的云彩压得很低，连一丝风都没有，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桑塔纳在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了快一个小时，终于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包前面停了下来。

我推开车门，抬头往上看。

第一眼看到这地方，我心里就猛地打了个突。

这哪里像个医院？这简直就是个设在荒郊野外的碉堡。

高高的围墙足有三米多高，墙头上面不仅拉着带刺的铁丝网，甚至还插着一排排碎玻璃碴子。大门是那种厚重的黑色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个生了锈的牌子——东江市东源精神病防治院。

铁门紧紧关着，旁边有个砖砌的小门卫室，玻璃脏得发黑。

“这也太阴森了。”黄文清走到我身边，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越阴森，里面的猫腻就越大。”我咬了咬牙，用左手拎着公文包，大步走到门卫室跟前，屈起手指敲了敲玻璃。

“笃笃笃。”

敲了好几下，里头才传来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一个穿着保安服、大概五十来岁的老头推开玻璃窗，嘴里还嚼着花生米，没好气地瞪着我们。

“敲什么敲！干嘛的？今天不是探视日，走吧走吧！”老头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作势就要关窗户。

黄文清眼疾手快，一把按住窗框，直接把市纪委的工作证递了过去。

“市纪委的，来办案。开门。”黄文清的声音冷硬。

老头原本那副爱搭不理的表情，在看清“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几个红字的时候，瞬间僵住了。他嘴里的花生米都忘了嚼，结结巴巴地说：“纪……纪委？同志，咱们这是医院，没听说有啥干部在这儿看病啊……”

“少废话，有调查令。赶紧开门，我们要见你们院领导。”我不耐烦地打断他。

“哎，哎，您二位稍等，我得先打个电话请示一下。”老头赶紧抓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几个号，捂着话筒小声嘀咕了几句。

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电话，按下桌上的一个按钮。

“嘎吱——”

厚重的黑色铁栅栏门缓缓往两边拉开，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我和黄文清对视了一眼，迈步走进了院子。

一进大门，那种压抑的感觉就更重了。

院子里种着几棵粗大的老槐树，树冠遮天蔽日的。正前方是一栋五层高的灰色大楼，每一层的窗户外面，全都焊着大拇指粗的防盗铁栏杆，连个缝隙都不留。

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地方静得可怕。

没有一般医院那种护士推着车走动的声音，也没有家属交谈的嘈杂。偶尔从某扇紧闭的窗户后面，传来一两声凄厉的怪叫或者沉闷的撞击声，听得人头皮一阵阵发麻。

王大柱，那个当过兵、认死理的汉子，就在这种鬼地方，被关了整整十三年。

想到这，我感觉胸腔里那股火烧得更旺了。

我们刚走到大楼门口，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金丝边眼镜的微胖中年男人就迎了出来。他胸前挂着个工作牌：医务科副科长，马建明。

“哎呀，二位就是市纪委的同志吧？我是医务科的老马，刚接到门卫的电话。”马科长满脸堆笑，热情地伸出双手，“不知二位领导今天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

“找个安静的地方说。”我没跟他握手，直接冷冷地甩了一句。

马科长脸上的笑容稍微僵了一下，但马上又恢复了正常：“行，行。去我办公室，这边请。”

跟着马科长上了二楼，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来苏水混杂着尿臊味的怪味儿。每隔几米就有一道铁栅栏门，得马科长拿钥匙一道一道地开，进去之后又“咣当”一声从外面锁死。

这根本就是监狱的管理模式。

进了医务科办公室，马科长招呼我们坐下，又要去倒水。

“水就不喝了，咱们办公事。”

我把公文包放在桌子上，左手直接把那份市纪委的调查令拿出来，“啪”地一声拍在马科长的办公桌上。

“马科长，我们今天来，是要见你们院里的一个病人。并且需要向他了解一些十三年前的旧案情况。”

马科长看了一眼调查令上的红章，脸上的笑容渐渐收了起来，换上了一副公事公办的严肃表情。

“沈主任，黄主任。纪委办案，咱们医院肯定是全力配合的。”马科长在自己的老板椅上坐下，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不知道您二位要见的，是哪位病人？”

“王大柱。”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吐出这个名字，“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从青云县转送过来的。”

听到“王大柱”三个字，马科长的眼皮明显地跳了一下。

虽然动作很微小，但根本逃不过我的眼睛。他绝对知道这个人。

可是，马科长并没有马上接话，而是拉开抽屉，拿出一本厚厚的名册，装模作样地翻找了起来。

“王大柱……一九九五年……哎哟，这可有些年头了啊。”马科长一边翻，一边皱着眉头嘟囔，“我们这儿的病人进进出出，好几百号人呢……”

“马科长，大家都是体制内的人，这种拖延时间的太极拳就别打了吧？”黄文清在旁边冷冷地开了口，“市委大数据库里有清清楚楚的在院记录，王大柱现在就住在你们医院重症三病区，病历号是。你要是找不到，要不要我给市卫健委的领导打个电话，让他们帮你一起找？”

这句话一出，马科长翻本子的手停住了。

他抬起头，看了看黄文清，又看了看我，突然叹了口气，把名册合上。

“二位领导，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就不绕弯子了。”

马科长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语气变得非常生硬，甚至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专业傲慢。

“王大柱的确在我们医院。但是，今天你们不能见他。”

我眉头一皱，心里的火气顿时往上冲：“不能见？凭什么不能见？我们手里有市纪委的正式调查令！你在抗拒组织审查？”

“沈主任，您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我可戴不起。”

马科长丝毫不惧，他不紧不慢地从旁边的档案柜里抽出一个厚厚的病历夹，推到我们面前。

“我不是抗拒纪委办案，我是个医生，我得对我的病人负责，也得对你们二位的人身安全负责。”

马科长指着那个病历夹，振振有词地说：“王大柱是重度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伴狂躁。十三年了，他的病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就在昨天晚上，他还突然发病，把同病房的一个病人给咬伤了，连查房的护士都挨了他一拳。”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直逼着我。

“沈主任，他现在正处在极度的应激状态中，刚刚给他注射了大剂量的镇定剂，人还被束缚带绑在床上。这种精神状态下，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回答你们关于十三年前的问题？”

我冷笑一声：“他能不能回答，那是我们纪委的事。你只要把病房门打开就行。”

“那不行！”

马科长猛地提高了音量，语气坚决，没有半点退让的余地。

“精神卫生法有明确规定。对于处于狂躁期和严重发病期的精神病人，为防止发生不可控的自伤或伤人事件，除了主治医生，拒绝一切外人探视。包括家属，也包括公检法和纪委。”

他伸手把桌上那张市纪委的调查令推回到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