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式磁带里的电流杂音还没有停，李家港已经切掉了播放键。会议桌对面的福伯看见他把刚录完的财报简报又倒回去重听了一遍，指尖在桌面摊开的纸页之间已经不再划新线，而是停在同一个数字上——那是银行抵押贷款当月利息的汇款日期。这个数字和旁边那几栏债权人按比例排序的额度表，被从几页手写草稿中单独誊了出来，压在桌角最显眼的位置。

第二天早上，福伯发现李家港还坐在书房里。不是同一把椅子——原来那把藤椅被他挪到了墙角，换了一张硬木凳。桌上的烟灰缸堆成了小山，旁边是一摞计算纸。那本笔记本被翻到最后一页，摊开在桌面上。

“少爷，你一晚上没睡？”

“睡了。”李家港站起来，把桌上那张写满了字的纸递给他。那不是电路图，而是一份完整的资产重组方案。他用一晚上的时间，把工厂的所有资产、债务、人员、技术储备重新梳理了一遍，画出了一条清晰的路线图。这张纸上的字迹比前几天的草图更沉——每一栏数字右侧都标着对应的应对方案，债务分三批处理：短期急需偿还的用订单回款应付，中期的重新谈展期，长期的转为股权。生产线上，收音机继续做，但要做出差异化——不做低端拼价格，做中高端拼设计和品质。核心技术——中周变压器，必须自主研发，摆脱对进口的依赖。

最底下有一行字：“向员工公开所有财务信息。让每个人知道，厂里还有多少钱，欠多少债，我们的产品要卖多少台才能活下来。”

福伯把这张纸看了很久。他不是看不懂——跟了李家三代人，账本上的门道他比许多年轻文员都精。他只是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用一个晚上写出来的。他把纸张翻了一面，对着日光灯又看了一遍，然后放下搪瓷缸，把纸放在桌上。

“少爷，你比你父亲想得更远。”他说，“你爸爸在的时候，遇到坎，他都是自己扛。加班、借钱、把生产线卖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让我们知道。他说工人知道太多会跑，客户知道太多会催。你不一样——你把账本打开了。”

“如果这间工厂要活下来，我不能一个人扛。”李家港把烟灰缸往旁边挪了挪，用手指点了点方案最底下的那行字，“他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真相——知道我们有多少钱、欠多少债、堆在仓库里的呆料还剩多少天就过期。账本不是秘密，是和命绑在一起的数字。他们的命绑在这间厂上，就得知道这间厂的命绑在哪里。”

福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一种李家港从来没见过的眼神看着他。不是那种看着晚辈的眼神，是那种手艺人看手艺人——在同一个问题上被卡过同样跟头的人，才有的平视。他从敞开的搪瓷缸里倒了一小杯热茶推到他面前，茶汤浓稠得近乎深棕色，是他在自己那只掉了漆的搪瓷缸里用老普洱闷了整夜的。“那就开吧。”他说。

当天下午，李家港在车间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员工会议。所有机器全部停机。刘师傅把注塑机的水路阀门关了，阿强把实验台上正测到一半的线圈用一块干净的防静电胶垫盖好连表笔都拔了——那组线圈他已经从头天半夜绕到这会，但他把表笔拔了。财务小周把账本从办公室抱到了车间，一大摞，用一条旧皮带捆着，放在实验台最前面。所有人围成一个半圆，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工具箱上。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响，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抽烟。

他不是像前几天那样动员——没有讲“我们会好起来”之类的话。他把债务清单、资产评估、现金流预测全部摊在桌上，一份一份地举起，一项一项地讲。他没有隐瞒任何一个数字。债务总额港币八十七万三千四百元，其中有抵押的占四成，无抵押的占六成。当前现金只够支付最后一个月工资。库存原料——中周变压器存量最少，不到一百只，按日产二十台计算，只能撑四天。市场上买不到，即使买到也无法保证品质。刘师傅听到这里，把手里的工作手套慢慢团起来塞进了围裙口袋，过了一会又掏出来戴上。还有几个老工人在他念数字时下意识地往实验台那边挪了半步，不是想抢话，只是不想漏掉下一个数字。

“所以，”他最后说，“把我们逼到墙角的不是陈万金，是这颗变压器。这颗变压器是收音机的心脏。市面上能买到的我们买不起，我们买得起的都不够好。如果我们自己把它做出来，陈万金就没办法用供应链卡我们的脖子。如果做不出来——所有方案都是纸上谈兵。”

车间里安静了几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