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但我查了那个小区的地址。那个小区里住着一个人。”

“谁？”

“周志远的妻子。”

我握着手机，站在体育馆对面的树荫里。风把梧桐叶吹得哗哗响，有一片叶子落在我的肩膀上，我没去管它。

“他又去周志远家了。”

“对。周志远被留置之后，他每周三打完球都去。有时候待二十分钟，有时候待半个小时。他在检查什么东西还在不在。或者在确认周志远的妻子有没有跟别人说过什么。”

“周志远的妻子说，他拿走了那个文件袋。”

“对。但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周志远写了十几年的笔记本，不可能只有一本。他可能在别的地方藏了备份。”

沈岸顿了一下。“林默，还有一件事。我查了何副秘书长的通话记录。前天晚上，他给一个加拿大的号码打了电话。通话时长十二分钟。”

“加拿大的号码？”

“对。他老婆的号码。他跟他老婆说了什么，不知道。但他在准备。跟他老婆交代后事，或者安排转移东西。”

“他要跑了。”

“对。签证批了，老婆在加拿大，通话记录也有了。他现在只差一张机票。”

沈岸的声音很沉。“林默，明天你继续盯着。如果他再去体育馆，你告诉我。如果他买了机票，我第一时间知道。省纪委那边我已经把材料递上去了。他们需要时间走程序。”

“程序要走多久？”

“不知道。但何副秘书长可能不会等。他随时可能买机票。”

挂了电话之后，我没有立刻走。我站在树荫下面，看着体育馆的入口。天快黑了，路灯刚亮，把体育馆白色的外墙照得发灰。那个穿运动服的男人今天来过了，打了一个小时的球，然后去了周志远家。他在周志远家待了二十分钟，然后回了自己的家。

他手里有一张去加拿大的签证。他的老婆在加拿大。他在省政府上班，每天正常开会，正常签字。但他不知道，联名信已经到了省纪委。他也不知道，他的通话记录已经被查了。

他只知道，他需要一张机票。

我骑上电动车，拐上主路。路灯一盏一盏地从身边闪过。我想起周海生最后的画面——那只戴银色表带的手，攥着一张对折的纸。十一个名字。后来变成了三十八个。现在联名信寄到了省纪委，刘玉兰亲手投的。

何副秘书长可以去加拿大。但他走之前，名单上那三十八个人的名字，已经写进了省纪委的信箱。他带不走。

我把电动车骑得很快。风从耳边呼啸而过，把外套吹得鼓起来。明天还要来。还要坐在那棵梧桐树下面，看着体育馆的入口，等着那辆黑色奥迪。

如果他哪天没来，就说明他买了机票。

如果他买了机票，沈岸会知道。省纪委会知道。他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