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卷 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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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山在飞船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没有睡着。
他的床是标准的舰员用床，一米宽，两米长，床垫是一种带有记忆功能的高密度泡沫材料，灰白色的表面布满密密麻麻的透气孔，摸上去有一种介于海绵和硅胶之间的微妙触感——按下去会缓缓凹陷，松开手又缓缓弹回，像活物的皮肤。设计者声称这种床垫可以让任何体型的人在三分钟之内入睡。陈远山在床上躺了三个小时，还是醒着。
不是床垫的问题。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在一个没有重力的环境里睡觉。
启航后的头四十八小时，飞船还没有开始自旋。按照航行计划，蝶蛹号在脱离地球引力后需要先进行一系列轨道修正和系统校准，然后才会启动离心重力系统。在这四十八小时的失重期里，所有船员都必须使用安全带把自己固定在床位上，否则会在睡梦中飘起来——不是那种轻盈的、梦幻般的飘浮，而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受控制：你会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离开床面，撞上储物柜，碰翻水杯，被自己的呕吐物呛住气管，而这一切都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因为没有任何摩擦力来制造声响。
陈远山把自己绑得很紧。安全带是一根五厘米宽的黑色尼龙织带，从他胸口斜拉过去，又从他腰上横勒了一圈，卡扣是航空铝材的，咬合时发出清脆的咔哒一声，那声音在深夜的舱室里显得格外响，像是给自己的肉体上了一道锁。但他总觉得自己的身体是歪的。不是向左歪，也不是向右歪，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歪——好像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同时往不同的方向拉扯，骨头往上面浮，内脏往下面坠，脑袋轻得像个气球，脚又重得像是灌满了铅。他的内耳前庭系统正在用三十五年进化出来的全部直觉向他尖叫：你正在坠落。你正在不可逆转地、加速度地、头朝下地坠落。但他的眼睛告诉他，天花板在固定的位置，墙壁在固定的位置，一切纹丝不动。两种信号在大脑里打成一团，打到最后，他的大脑放弃了调解，直接把恶心推到了他的喉咙口。
他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条细长的LED夜灯，只有两毫米宽，嵌在金属板的接缝里，发着极暗的蓝光。那蓝光不是均匀的，而是每隔几秒钟就微微波动一下，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用极轻的手法拨动一根光的琴弦。在那蓝光的映照下，他勉强能看见房间里其他东西的轮廓——储物柜的圆角边缘，洗漱台上那面圆形镜子的反光，墙上通讯面板待机灯一明一灭的绿色小点，以及那扇通往过道的金属门。门上的密封橡胶圈在蓝色夜灯的照射下呈现一种深沉的黑红色，像凝固的血。
他睡不着，就开始算日子。
他们要在飞船上度过至少四百年。四百年乘以三百六十五天，是十四万六千天。加上闰年，大概十五万天。他已经用掉了三天，还剩十五万零差不太多。十五万个夜晚。十五万次躺在床上的机会。十五万次闭上眼睛、等待睡眠、进入梦乡、在梦中见到再也回不去的地球的机会。他第一次躺下就睡不着，后面那十四万九千多次怎么办？
他翻了个身。安全带勒住了他的肋骨——不是那种让人窒息的勒法，而是那种让你意识到自己正被某种力量控制住的勒法。织带的边缘在他皮肤上压出一道浅浅的印痕，他隔着衣服都能感觉到尼龙纤维粗糙的纹理。他把手从安全带下面挣出来，那动作像是从一条紧身衣里抽出一条胳膊，手指先是一根一根地挤出缝隙，然后是手掌、手腕、整条前臂。他在重获自由的那几厘米空间里摸到床边墙上的储物柜，金属柜门是凉的，凉得指尖的皮肤微微收缩了一下。他拉开拉链，从背包里掏出那张他妈的老照片。
照片是在他们村口的槐树下拍的。那棵槐树有三百年树龄，树干粗得三个成年男人都合抱不过来，树冠铺开来遮住了半亩地的阴凉。他妈坐在一条从树根上凸起来的粗壮根系上，那根系的表面被几百年来无数个屁股磨得光滑如镜，在阳光下泛着深褐色的油光。她手里抱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小孩裹着一件红底白花的棉袄，脑袋上只有稀稀拉拉几根胎毛，正张着嘴露出两粒刚冒出来的下门牙。那个小孩是他。他妈那年大概二十出头，梳着两条又粗又黑的辫子，辫梢用红头绳扎着，搭在胸前。她的脸上还有几分少女的圆润，颧骨上没有后来岁月磨出的棱角，下巴的线条柔和得像一弯新月。阳光从槐树的枝叶缝隙里漏下来，在她脸上洒下一些明晃晃的、边缘模糊的光斑。那些光斑是暖黄色的，在她的额头、鼻梁、左脸颊上各落了一片，像是有人用金箔在她脸上轻轻按了几枚指印。她笑得很开心，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那笑容不是对着镜头摆出来的那种，而是被人叫了一声忽然回头时绽开的那种，带着一种毫无防备的、全心全意的欢喜。
陈远山用拇指摸了摸照片上他妈的脸。他的拇指指腹上全是老茧，那是嫁接刀磨的、锄头磨的、修枝剪磨的，厚厚硬硬的一层，摸什么都隔着一层东西。照片上的脸是光滑的，玻璃纸面冰凉而平整，他能感觉到指腹滑过纸面时那种极细微的静电吸附感。他摸了一遍，又摸了一遍，每摸一遍都在心里叫一声妈。然后把照片贴在自己胸口上，拉上安全带压住。照片贴在心口的位置，玻璃纸面很快就被他的体温焐热了，从冰凉变成温热，从异物变成身体的一部分。
他想起他妈临死那天。那年他十岁。他妈躺在里屋的床上，那床是土炕改的，冬天烧柴火取暖，炕面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褥子。他妈就躺在那稻草褥子上，身上盖着一条打了七八个补丁的棉被。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上的肉全消下去了，颧骨和下颌骨像山脊一样从皮肤下面凸起来，嘴唇干裂出一道道血口子，每次呼吸都会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极细微的、像是纸被揉碎的声音。他爸蹲在灶前熬药，用的是从镇上卫生院抓回来的中药，有当归、黄芪、党参，还有几味他叫不上名字的草药。整个屋子里都是药汤的苦味和灶火的烟气，那两种气味搅在一起，把他童年的最后一段记忆浸泡成了一种灰褐色的、黏稠的质地。他妈叫他过去，那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枯瘦，蜡黄，手背上的皮肤薄得能看见每一条青色的血管，指甲盖发白发脆，边缘像干涸的河床一样龟裂开来。她抓住他的手，那只手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但指尖还是用力掐进他的手心里，像是要把最后一点活着的力量全部传给他。说：“远山，你要好好的。”
他说：“嗯。”
他妈说：“你要吃饱饭。”
他说：“嗯。”
他妈说：“别让人欺负你。”
他说：“嗯。”
然后他妈就闭上眼睛，没有再睁开。那只抓着他的手慢慢松开了，从他的掌心滑下去，落在稻草褥子上，发出一声几乎听不到的、软软的闷响。
他在黑暗里把那些“嗯”挨个回想了一遍。他有没有吃饱饭？吃了。在农科院食堂吃的，三菜一汤，顿顿不落。回锅肉、鱼香茄子、清炒油麦菜、紫菜蛋花汤，每一样都吃了。他有没有被人欺负？也许有过，但都不太严重，他都能应付。他觉得他对得起他妈说的那些话。但他还想再听听他妈说别的话。说“你把苹果树种活了没”，说“你在天上过得好不好”，说“你想不想家”。可是他妈什么都不会说了。他妈死了快三十年了，骨头都化成泥了。而他正在离地球越来越远，以每秒钟十一公里的速度，向着一颗他妈连名字都没听过的星星飞去。
他把照片从胸口拿出来，凑近夜灯的光线。蓝光把照片上他妈的脸染上了一层说不清的冷色调，让那个暖洋洋的午后变成了一个月光下的梦。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直到眼睛里泛起一层水雾，把那些金色的光斑模糊成了一团。他用拇指擦了擦眼睛，拇指上的老茧刮过眼皮，留下一种粗粝的触感。他又看了一遍。他妈还是在笑着，用那张二十出头的脸笑着。他忽然觉得那笑容不是对着镜头笑的，是对着他笑的。隔着三十年的时间和几十万公里的距离，他妈还在对他笑。
他把照片重新贴在胸口上，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层淡灰色的防火涂层，那涂层喷得不完全均匀，有几处稍微厚了些，在蓝色夜灯下隆起浅浅的阴影，像一片被冻住的灰色海浪。
他闭上眼睛，对自己说：“妈，我走了。”
然后他就睡着了。他睡着的时候，右手的食指还勾着安全带，像是怕那根尼龙带子也会松开他溜走似的。胸口的照片被体温焐得温热，隔着皮肤，隔着肋骨，贴着他那颗以每分钟六十二下稳定跳动的心脏。六十二下。比地球上慢了四下。他的心脏还没适应这艘船。
他睡了不到四个小时就被广播叫醒了。
广播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比他前两天听到的那个年轻通讯官要老成得多。那个声音大约五十岁上下，声线偏中低，有一种在新闻播报和军事命令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克制感——每个字的发音都完整、清晰、不吞任何一个尾音，但也没有任何多余的抑扬顿挫。她说：“全体船员注意，蝶蛹号将在三十分钟后启动离心重力系统。启动过程中会产生短时的不适感，包括眩晕、恶心和方向感混乱，这些均为正常生理反应。请所有人留在各自的床位上，保持安全带系紧，直到重力稳定通知发布。”
陈远山睁开眼，发现自己是飘着的。
他睡前绑的那根安全带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也许不是松开，是他在睡梦中翻身时手指无意识地拨开了卡扣的释放钮。那释放钮是红色的小方块，表面有一圈防滑的凸点，设计得很灵敏，轻轻一按就会弹开。他大概是在梦里想翻个身，手指就那么按了下去。总之他现在整个人正悬浮在床垫上方大约二十厘米的空中，双臂在身体两侧微微张开，双腿自然弯曲，脑袋以一种不太舒服的角度向后仰着。他的头发——其实也不算长，只到耳根——但在失重状态下全部脱离了头皮的约束，一根根竖了起来，在蓝色夜灯的映照下投出细碎的发丝阴影，像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海草在水流中展开它所有的叶片。
他赶紧伸手抓住床边的扶手。那扶手是一根不锈钢管，表面喷了哑光黑漆，摸上去有细细的磨砂质感。他五根手指扣上去的瞬间，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手臂上的肱二头肌猛地收紧，整个人被拽回床面。他重新扣上安全带，这次特意检查了卡扣是否完全锁死——咔哒一声，用力拉了两下，纹丝不动。
这时候他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那不是从胃里来的——他的胃是空的，昨晚只喝了半碗蔬菜浓汤，那汤早已消化殆尽。那恶心是从更深的地方来的，从内耳前庭系统的最深处翻涌上来，沿着第八对脑神经直接灌进脑干，是一种大脑接收到的所有空间信号都在互相打架所产生的混乱感。他的眼睛告诉他，天花板在上面，地板在下面，墙壁在左右；但他的耳石——那两粒嵌在内耳半规管里的、比沙子还小的碳酸钙结晶——因为失重而彻底失去了方向感，正在半规管的淋巴液里胡乱翻滚，向大脑发送着疯了一样的信号：不是这样，不对，方向全错了，我们不知道哪里是下。他的大脑在接到这两种完全矛盾的信息之后，做出了所有哺乳动物都会做出的本能反应——激活呕吐中枢。这是一种进化了三亿年的古老反射，当你的视觉和你的平衡感发生冲突时，你的身体默认了最坏的情况：你中毒了。把胃里的东西吐出去。
他咬紧牙关，用鼻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用嘴巴慢慢地吐出来。那股恶心感在他的喉咙口转了一圈，被他硬生生压了回去。
离心重力系统在广播通知后的第三十一分钟启动了。
最开始，陈远山什么也没感觉到。只有一种极其微弱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牵引力，像是有人在用一根头发丝从他后背的正中心轻轻往上提。然后，非常缓慢地——缓慢到你能感觉到“变化”这个行为本身在发生——他觉得自己在往床垫里陷。那感觉很奇怪，不是被推下去，而是床垫在一点一点地顶上来。他的后背、臀部、大腿后侧，越来越紧地贴着泡沫垫面。那泡沫材料在他体重逐渐恢复的作用下开始变形，那些曾经只是轻轻托着他的透气孔现在被压实了，发出极细微的吱吱声，像积雪被踩实时的那种声响。安全带也开始重新勒紧，尼龙织带嵌进他胸口的肌肉和腹部的软组织中，不痛，但有一种被抱住的束缚感。
他的内脏——刚才还在喉咙口附近飘着的胃——正在缓慢地、一寸一寸地降回它应该在的位置。他能感觉到那个移动的过程，不是疼痛，而是一种钝钝的、闷闷的位移感，像是有人用戴着手套的手在他的腹腔里温柔地把每个器官都摆回原位。胃往下沉，肠子跟着往下坠，横膈膜重新找到了它在胸腔和腹腔之间的那条弧线。
他的耳朵里传来一声极细微的咔哒——那是咽鼓管里的气压重新平衡了。
整个启动过程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二十分钟后，陈远山试着抬起一只手。手指先动——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像五条刚睡醒的蛇，一根一根地依次屈伸了一下。然后手掌离床，手腕翻转，整条前臂竖起来。手举到一半就自动落下去了。重力回来了。不是地球重力——他估摸着大约只有地球的零点九个G，肌肉记忆里的重量和实际的重量之间有一个微小的差值，每抬一次手都能察觉到那个差值的存在——但对于一个在失重环境中待了两天的人来说，零点九个G已经像是被人用铅块绑在了全身每一根骨头上。
广播又响了，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但这一次她的语调里多了一丝极细微的轻快，像是她也松了一口气：“离心重力系统启动完成。当前重力加速度为零点九G。欢迎回到重力世界。”
陈远山解开安全带。卡扣弹开时发出一声脆响，尼龙织带从他胸口滑落，在床垫上摊成两截软绵绵的黑色长条。他慢慢坐起来，脊椎一节一节地离开床面，先是颈椎，然后是胸椎，最后是腰椎，每一节都发出轻微的咔咔声，像一串生锈的铰链被重新拉开。他把双脚踩在地板上——地板是金属的，表面覆着一层防滑的磨砂涂层，脚底板踩上去有一种冰凉而粗糙的触感，那触感从他脚底的皮肤神经末梢一路传到大脑皮层，在那里点燃了一小簇代表“踏实”的神经元。他站起来，走了两步。每一步都踩得比失重前重，膝盖在承受体重的时候发出极轻微的咔咔声，股四头肌重新记起了对抗重力的工作方式，每一次收缩都带着一种久违的酸胀感。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那是一双在农田里走了三十五年的脚，脚趾因为常年穿胶鞋而挤得变了形，拇趾外翻，小趾上磨出了硬硬的胼胝，脚背上有几条被锄头砸过后留下的白色旧疤。这双脚踩在金属地板上，脚底的皮肤和金属之间隔着零点零几毫米的空气，那些空气被他体温加热，形成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温暖气垫。他用脚趾扣了一下地板，金属纹丝不动，脚趾的关节传来一阵轻微的酸麻。
他弯下腰，用手指摸了摸地板。地板是凉的，实的，纹丝不动的。他用指节敲了两下，金属发出沉闷的回声，那回声在舱室里转了一圈撞在四面墙上，迅速被墙壁里的吸音材料吞没，变成一种短促而干涩的叩响。他在那叩响里听到了一个信息：你不是在做梦。你确实站在一个实心的、坚实的、不再飘浮的平面上。
“行，”他对自己说，“会走路了。下一个任务：学会在飞船上活着。”
生态舱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远山不是唯一一个被分配到这里来的人。生态农业系统一共有三百名专业人员，其中八十个是植物学家和农艺师。这些人来自六个大陆、十二个国家，说话带着五花八门口音——有东非英语那种把r音发成大舌颤音的腔调，有东南亚口音那种把每个音节都平均分配重音的唱腔，有北欧口音那种把元音咬得又紧又圆的冷调子。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手上有老茧，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黑泥。那是经年累月在泥土里刨食的人才有的印记，不是体力劳动的粗糙老茧——那种老茧分布在掌根和虎口，是握锄头柄磨出来的硬块，呈三角形，皮肤增厚到几乎失去弹性，用指甲掐下去只留下浅浅的白印。他们的指甲缝里嵌着的也不是普通的灰尘，而是一种被土壤有机质染成深褐色的细泥，那泥渗进指甲缝和甲床之间的缝隙里，被汗水和营养液反复浸润，结成一层薄薄的硬壳，拿最细的刷子蘸着皂角水刷三遍也刷不彻底。
首席农艺师是一个叫玛丽亚·冈萨雷斯的女人，四十二岁，墨西哥人，出生在恰帕斯州一个种植咖啡和玉米的小村庄。她矮个子，一米五出头，圆脸，颧骨上常年有两团被紫外线烤出来的红褐色斑块，笑起来声音大得能震掉天花板上的灰尘——那笑声是爆发式的，从丹田深处一口气冲上来，撞开声带，在喉咙里炸成一片明亮的、不加任何控制的声浪。她在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工作了二十年，专门研究在极端环境下种植耐逆作物。她的简历上写着：在南极站驻站八年，在撒哈拉地下农场驻站五年，在海拔五千八百米的青藏高原实验站驻站三年。她的皮肤被各种极端气候打磨得粗糙而坚韧，脸颊上布满了细密的毛细血管扩张纹，手指关节因为长期在低温环境下工作而患有关节炎，十个指头中有四个在早晨起床时会僵硬到无法弯曲，需要泡在热水里十分钟才能恢复活动。但她的眼睛是那种让人莫名安心的深棕色，瞳孔大而明亮，看谁都是笑眯眯的——不是客套的笑，是一种“我知道你能行”的笑，一种在零下六十度的冬夜里和你一起守着一炉快要熄灭的火时那种笑。
“你就是那个带苹果树上天的陈？”她用一种热情过度的语气问，把“陈”字念得像在唱歌——她的中文发音不准，声调全乱了，但每个字都说得认认真真，像是怕怠慢了那个发音。
“是。”陈远山说。
“你那棵树，我看了。状态不错。就是种得有点浅。你看，苹果树的根系在自然状态下能扎到一米多深，你现在这个槽只有三十厘米的土层，主根伸不下去，它就会往横向长，横向长了就会抢别的作物的营养区。”她蹲下来，用两根手指拈起一小撮营养土——那土是她自己配的，用椰糠、珍珠岩、蛭石和三种不同粒径的有机堆肥按比例拌出来的，抓在手里有一种湿润而松散的质感，捏紧会成团，松开轻轻一碰就散开，土粒从她指缝间簌簌落下，每一粒都裹着一层薄薄的水膜，在补光灯下闪着细碎的微光。“你闻闻。”
陈远山凑过去闻了一下。那营养土的气味很复杂——椰糠的甜、堆肥发酵后的微微酸馊、珍珠岩的无机质冷淡、还有蛭石那种被高温烧过的矿物气息。所有这些东西搅在一起，跟他从地球上带来的泥土气味天差地别。地球的泥土里有蚯蚓爬过的黏液痕迹，有腐烂虫卵的腥，有几百年来落进土里的雨水的记忆。这个营养土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记忆。
“你那个比例磷有点多，钾不够，”玛丽亚把手指在围裙上蹭了蹭，那围裙原本是白色的，现在已经染满了深深浅浅的绿渍和褐渍，看起来像一幅抽象画，“磷过量会抑制锌和铁的吸收，你这棵苗的叶脉之间已经开始有一点轻微的褪绿了。你看——”她指着一片叶子的叶脉间区域，“这一块颜色比边缘淡，不是缺氮的那种均匀黄化，是缺铁的那种网纹状褪绿。磷把铁锁住了。长期来看还会影响花芽分化。你想让它结果对吧？”
“想。”
“那就听我的。我在南极种过苹果——虽然没结果，太冷了，蜜蜂都冻死了，玻璃温室外面风速能到每秒四十米，整个温室的钢架结构都在风中呜呜叫，我在那里面守了整整两个花期，看着花开得满树都是，一朵比一朵白，一朵比一朵香，最后全部掉在地上冻成冰疙瘩，连一个果都没挂。但我把土壤配方研究透了。钾的比例要提到这个数——”她用手比了一个数字，“钙也要加一点，钙是苹果的骨头，缺钙你的果子会从果脐开始烂，烂成一个褐色的、塌陷的窝，那个窝里会渗出黏糊糊的汁液，有酒糟味。你不想种了八年最后收一堆烂苹果吧？”
陈远山摇了摇头。他忽然觉得这个女人不像农艺师，倒像是一个老中医。她把脉，看舌苔，开药方。只不过她的病人不是人，是作物。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生态舱从一片荒凉的钢铁空地变成了一座能呼吸的绿色城市。营养液循环系统全部调试完毕，数千根透明管道在补光灯下蜿蜒交错，淡绿色的营养液在管道里无声地流淌，每隔三秒钟从注入口冒出一个气泡，那气泡只有黄豆大小，圆溜溜的，表面张着一层液膜，在管道里缓缓上升，碰到弯管的内壁就轻轻弹开，啵地一声破裂。补光灯管全部安装到位并校准了光谱——日光模式下是色温五千八百开尔文的暖白全光谱光，星光模式下是色温四千三百开尔文的微弱的蓝紫色冷光，两种模式之间的切换是渐变的，耗时十五分钟，模拟了地球上黄昏的缓慢过渡。
水培架一排接一排地填满了种植槽。首先是生菜——那些叶片柔嫩而多汁，边缘卷曲如蕾丝花边，有翠绿的、紫红的、黄绿的，种在一起像一块被揉碎了的调色板。然后是菠菜，深绿色的卵形叶片上布满细密的绒毛，摸上去有轻微的涩感。然后是番茄——玛丽亚亲自主持了番茄的定植，她选的是矮生品种，植株不超过半米，坐果率高，果实乒乓球大小，皮薄汁多，从青到黄到红，各种成熟度的都有，一串串垂在水培架边缘，远看像节日里挂在屋檐下的小灯笼。然后是黄瓜，藤蔓攀着塑料绳一圈一圈往上爬，卷须是极淡极淡的鹅黄色，只有几厘米长，顶端弯成一个小小的螺旋，在气流里微微晃动，像是在试探空气中有什么可以攀附的东西。
田中耕一，那个沉默寡言的日本水产专家，花了六个星期在生态舱的东南角建起了一整套封闭式水产养殖系统。他那个人大约四十五六岁，身量瘦小，肩膀微微前倾，走路时几乎不发出任何声响——他在水产站工作了大半辈子，养成了在安静环境中轻手轻脚的习惯，因为鱼会被脚步声惊吓，受惊的鱼会停止进食，停止进食就会掉膘。他花了整整六周把那三排圆形塑料水箱从零部件组装成完整的循环系统，每一根进水管和排水管的位置都经过精确计算，每口箱的水流速度都调到了罗非鱼最舒适的那个区间——不能太快，太快了鱼要一直游动消耗能量，生长速度会下降；不能太慢，太慢了溶氧不够，鱼的鳃盖会张得比正常频率快，那是鱼在缺氧状态下拼命从水中榨取氧气的表现。
水箱内壁在最初几周长出了一层滑腻的绿色藻膜，田中没有清理它们——他说藻类可以吸收水中过量的氮和磷，是天然的水质净化器。他在水箱上方装了专用的补光灯，那种灯的色温偏暖黄，照在水面上让整箱水都泛着一层淡金色的光泽。罗非鱼在淡绿色的循环水里慢悠悠地转着圈，银灰色的鳞片在灯光下闪着湿润的光，每一片鳞片上都有细密如指纹的同心圆纹路。它们有时会浮上水面，嘴巴一张一合，在水面留下一圈一圈扩散的涟漪，那些涟漪碰到水箱壁弹回来，与其他涟漪交叉干涉，在水面上织出一张不断变化的银色网格。田中用手指敲敲水箱壁——指节叩在塑料壁上发出低沉的咚咚声——鱼群就会齐刷刷地转向他，几十张鱼嘴同时张开，像一群嗷嗷待哺的雏鸟。
陈远山有时候会在下班后站在水箱旁边看那些鱼。他发现自己可以一看就是半个小时，什么也不想，只是看。他喜欢看鱼转身时尾鳍在水中划出的弧线——那不是简单的物理运动，而是一种充满了控制感的、优雅到令人心碎的动作。尾鳍是半透明的，在灯光下能看见里面细如发丝的鳍条一根根排列着，每根鳍条都在微微弯曲，把水流向后推，推动鱼身向前。鱼的记忆据说只有七秒。它们每转一圈，看到的世界都是全新的。不会记得上一圈看过什么，不会为昨天的事后悔，不会为明天的事焦虑。他觉得这样挺好的。如果人的记忆也只有七秒，就不会有人失眠了。
苹果树苗在第二个月开始抽新叶。
那天陈远山照例在早上七点进舱巡查。生态舱的“日出”模式在六点半启动，他到的时候补光灯正好完全切换到日光模式，整个舱室被暖白色的光线灌满。他沿着水培架之间的通道一垄一垄地走过去，检查营养液的pH值和电导率读数，记录叶片颜色和茎秆硬度，用手背测试基质湿度。他的手背比手指更敏感——这是老农艺师才知道的窍门，手背的皮肤薄，神经末梢密集，对湿度的感知比指尖更准确。
走到他那个角落时，他停住了。
树苗顶上那根枝条的顶端，冒出了一小撮嫩绿。那是三片新生的叶子，只有指甲盖大小，叶面还没有完全展开，半卷着裹在一起，像三枚被婴儿紧紧攥在手心里的翡翠。叶子的表面覆着一层极薄极薄的、近乎透明的绒毛，那绒毛在补光灯直射下泛出银白色的微光，像裹了一层蛛丝，又像初冬早晨草地上凝结的第一层霜。在补光灯的照射下，那些新叶呈现出一种近乎不真实的鲜绿色——不是老叶那种沉稳的墨绿，也不是缺铁时那种病恹恹的淡绿，而是一种饱满的、充盈着水分的、仿佛会发光的嫩绿，绿得像是有人把整个春天的第一场雨都灌进了这几片叶子里面。
陈远山蹲下去，膝盖骨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嗒。他把鼻子凑到新叶跟前，距离近得叶片上的绒毛都快碰到他的鼻尖。有一股极淡极淡的清香——不是花香，不是果香，就是叶子本身的味道，那种只属于新生植物的、带着水分和叶绿素气味的清香。那气味太淡了，淡到如果不是他这种常年跟植物打交道的人，根本闻不出来。那气味进入他的鼻腔，沿着嗅觉神经爬进大脑边缘系统，在那里触发了某种古老而深层的、比语言更原始的记忆回路。他想起春雨后竹笋破土的脆响，想起插秧时节水稻田里泛起的泥浆味，想起夏天傍晚玉米地里叶片的摩擦声，想起秋天苹果成熟时果皮上那层白霜被拇指擦掉后露出的油亮亮的光泽。
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想去拿笔记本记录。但口袋里是空的——笔记本被他落在寝室了，昨晚他翻看记录时不小心压在枕头底下，今早忘了带出来。于是他干脆蹲在那里，对着那三片新叶看了整整十分钟。十分钟里他什么都没做，只是蹲着，看着。新叶在气流里微微晃动着，幅度很小很小，几乎是肉眼不可察觉的微小振动。但陈远山能感觉到那种振动——那不是被风吹的。生态舱里没有风，只有空气循环系统产生的微弱气流，那气流的速度不超过每秒零点一米，连头发丝都吹不动。那是叶子自己在长。它在长，那些细胞正在以每秒钟数百万次的速度分裂、拉长、分化，每一个新生的细胞都在向外膨胀，向整片叶子施加一种极其微小的、持续不断的力。这个力让叶片保持着一种活着的微颤——不是物理的振动，而是生长的振动，是活着的振动。
陈远山把手指伸出去，用指尖碰了碰那片最小的新叶。他碰得极轻，轻到只是让叶片上的绒毛和他的指纹发生了一次短暂的接触。那片叶子在他的指尖下轻轻弹了一下，弹回来的速度快得几乎感觉不到——那是叶片细胞里的膨压，是水分在液泡里积蓄的张力，是植物用来挺直腰杆的液压。那弹力让他的指尖感觉到一种介于柔软和弹性之间的微妙质感，像婴儿握住了大人的手指——你不知道是他抓住了你，还是你抓住了他。
他站起来，转过身，对着一整排水培架上的番茄苗大声宣布：“我的苹果树长新叶子了！”
他的声音在生态舱里来回弹了几圈。玛丽亚·冈萨雷斯从隔了两排水培架的地方探出头来——她刚才正趴在第四排水培架下面检查滴灌管的流速，头发上挂着一小片枯叶，额头上蹭了一块泥印子，手里举着一把沾满营养液的滴管，那滴管正在往下滴淡绿色的液体，一滴一滴落在她脚边的金属地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我看到了！它很棒！”她喊回来，声音穿过两排水培架和满舱的叶片沙沙声，带着那种爆发式的、不加任何控制的大笑，“现在你可以回去干活了吗？C区的一号槽pH值又掉了！掉到五点三了！你再不去调，那片番茄明天全给你黄叶子看！”
陈远山笑着走回去干活。他走路的步子在那一瞬间变得比平时轻快了，脚后跟落地的力度减了几分，膝盖弯曲的角度多了几分弹性。这是他登船以来第一次笑出声来。那笑声不大，但他自己听见了，玛丽亚听见了，整个生态舱大概都听见了。那笑声在水培架之间弹跳了几圈，被层层叠叠的叶片吸收、减弱，最终消失在循环水泵低沉而稳定的嗡鸣里。
他经过苹果树苗时，又低头看了一眼。新叶还在那里，三片，绿得像三滴凝固了的光。
但飞船上不是所有的事都能让人笑出声来。
在启航后的第四个月，第一次死亡降临了。
死的是一个叫弗兰克·穆勒的男人，六十一岁，德国人，原籍巴伐利亚州一个叫奥伯阿默高的小镇，那里以木雕和耶稣受难剧闻名。弗兰克本人却不是什么艺术家——他在安全部队干了三十年退役，然后被分配到飞船安全系统。他的死因在医学上被称为“急性心肌梗死”，病理学描述是：冠状动脉左前降支粥样硬化斑块破裂，继发血栓形成，导致心肌大面积缺血性坏死。但在飞船上，所有死因都有一个更简单也更残酷的统称：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