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夏几杯直沽烧下肚，整个人彻底放飞了自我，属于典型的又菜又爱玩。

“这帮只会咬文嚼字的酸儒，趁着砚之不在京城才敢叫嚣！我和育才多少还讲些体面，只在报纸上跟他们打打笔战。要是砚之在这儿，哼！直接带人把他们报社给砸了！”

刘半侬哈了一声，看向有点绷不住的林砚之：“砚之兄如此彪悍？嗝……带我一个！你去砸门，我去砸窗户！”

林砚之：“……”

他揉了揉太阳穴，钱夏这张破嘴，真是什么都敢往外秃噜。什么叫把人家报社给灭了？这是文人论战，又不是江湖仇杀。

徐琯贞把小儿子往旁边一放，拧着钱夏耳朵：“几个菜啊？你喝成这样？”

“哎呦呦，疼，夫人，好疼！”钱夏差点跳了起来，整个人也清醒了片刻，“放开放开，我啊要面子的？”

徐琯贞捏紧拳头：“你都这样了，还有什么面子？”

她虽是个女子，却并非寻常的内宅妇人。

她出身古越藏书楼书香门第，天资聪颖，还在沪上中学接受过新式教育，是个极其聪慧的知识女性。从报纸报道中，她知道林砚之的身份非同小可。

几本畅销书暂且不提，单说他是《群众报》和大众书局的老板，在文化圈子就极有影响力。更别说林砚之是秦晋矿业的老板，这可是国内少有的现代化钢铁厂。

如此权势滔天的人物，丈夫喝多了就满嘴跑火车，她真怕哪句话没说对，得罪了这位大佛。

林砚之完全没放心上，钱夏这人本来就是不着调的性子，习以为常了。不看老子的面子，也得看他儿子的面子。这么算下来，他也算是原子弹的干爷爷呢。

他也没说错，他林砚之向来是有仇必报的性子，怎么可能放任别人攻击《大国崛起》？

导师就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这话是他在六十年代初说的，比苏联解体早了三十年，点出了西方发动颜色的一贯套路。

放任迷茫不行，太过超前不妙，林砚之选择的是实干，或者说以物质的发展为精神的满足创造条件。否则拱手把舆论让给保守派和自由派，整个思想领域必然是全面崩溃。

不管什么主义，什么政体，大国崛起当中各国的发展路线，“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是国家崛起的基础，林砚之能做的就是这些。

当然，林砚之也有私心。

梁启超等人推崇共和，其根本是倒果为因，看到人家是大国地位，看不到人家是怎么成为的大国。

大国崛起固然热血，底色的肮脏同样擦拭不掉，尤其中国是这些大国崛起的受害者，不管是鸦片战争还是甲午战争，这就能让年轻人抛弃对英美式民主的幻想，等到最高理想在一国成功之后，快速地转向，寻找一条真正反帝反封建的新道路。

科举取消，满清灭亡，传统信仰崩塌，有些知识分子和学生转向了革命，另外不少知识分子陷入了精神上的虚无，尤其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开始收拢权力走上独裁，支持共和的不少知识分子感到绝望，开始放弃自我，形成了功利主义和物欲主义结合的风气。

比如蔡元培的好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他敏锐地察觉到当时社会被物质势力所笼罩，人们以充满肉欲为唯一目的，精神界毫无势力可言。

于是他在《东方杂志》上分三期发表了《精神救国论》，主张以精神文化革新挽救民族危机，全文以批判19世纪末传入的唯物主义思潮为核心，认为将弱肉强食合理化，导致道德伦理崩塌与社会价值观危机。

只不过他在点出问题之后，却只把解决办法寄托于传统文化的中庸哲学与宋明理学，以仁爱道德规范精神世界，这种做法显然不足以说服迷茫中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避世主要分为三种途径：自杀、出家和隐居。

梁济，梁漱溟之父，在清朝灭亡后对民国政治与精神现状彻底绝望。他认为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社会上下皆以利己为第一义，选择了投湖自尽。

民国第一全才弘一法师在杭州虎跑寺断食17天，斩断尘缘，正式剃度出家。

清末法部律学教官萧之葆，对老袁的专制痛心疾首，直接弃官隐居故乡，过着清贫的生活。

就连原历史当中的迅哥儿，也是在教育部抄碑拓度日，思想受佛教经典、尼采式虚无主义以及老庄思想的影响，整个人极其消极，在文学史上称之为迅哥儿的“十年沉默期”。

他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这一段时间，用的是“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而误入歧途的学生更多，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也多得是找不到目标而放任自由的学生。

就算是身在东洋的仲甫先生，在没有接触最高理想之前，因为老袁的独裁，他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中流露出强烈的厌世情绪。

他在文章中指出来，国人既缺乏对国家公共安危的关切之情（无爱国心），又缺乏对国家真实情势的认知与理智判断（无自觉心），甚至喊出了“与其如此，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

而同样在东洋的守昌兄，同样经常在《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在看到仲甫先生的文章之后，专门撰文《厌世心与自觉心》进行回应。

守昌兄批评他“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并呼吁国人不应因国家不可爱就绝望自弃，而应奋起改造国家，“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

或许也是这一场交锋，成为了陈、李二人日后相约的重要思想契机。

知识分子的迷茫，归根结底是因为“旧秩序已死，新秩序未立”。孙先生等人宣传的共和造就，但道路却在老袁的统治下变成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换汤不换药。

《大国崛起》更像是一个宏观历史的坐标系，如仲甫先生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大国崛起》就打破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共和乌托邦式的幻想，每一个崛起的大国的发展史都包含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史与大国之间的零和博弈，这正是对西方模式的祛魅。

像杜亚泉等人主张退回传统，那么就像是《大国崛起》当中衰弱的国家，只有等死。

大国没有永恒的霸权，兴衰更替是历史的必然。

英法日美德等国的强大只是历史产物，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需要的是找到一个锚点，以此重回世界舞台。

按照原纪录片的九个国家之后，就得林砚之自己写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中国篇，如何吸收大国的长处，走一条避免强国弊端的现代化道路。

林砚之喝得不多，洗了把脸后翻开了最近几天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