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下大雨，落了一地的枯叶子，我在站岗，没时间收拾，扫完了院子，你们俩看看哪间办公室能收拾的就收拾一下，擦擦灰，只要别动桌上的文件就行。”

李云龙和黄维点头应是。

“行，行，没问题老周。”x2

吃完这简单的早饭，黄维抄起院角的大扫帚就开始扫院子，李云龙拿了个鸡毛掸子进了办公楼，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

他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桌上积了一层薄灰，文件摞得整整齐齐，墙上挂着一幅标语“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他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用鸡毛掸子小心翼翼地拂去灰尘，桌角、椅背、窗台，一点死角都没落下。

从这天起，李云龙和黄维每天清晨六点起床，扫地、擦桌、掸灰、烧水，老周出去站门，到了饭点的时候，李云龙和黄维就轮流替他的班，守在门口的铁栅栏后面，有人来问事就客客气气地回:

“几位先生去广州开会了，要是有事儿，您过些日子再来。”

剩余的时间，黄维便教李云龙识字写字，可能是两个灵魂融合了的原因，李云龙一学就会，几乎是过目不忘，让身旁的黄维连连称奇。

这半个月的期间，也有几个来打听招生消息的年轻人，一听负责人不在，转身就走了，李云龙看着他们的背影，心想，黄埔一期到广州的就1200多人，最后只招了470多人，有多少人半途而废打了退堂鼓啊，他一定要坚持。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每天早上，李云龙都要去那位姓刘的文员办公室把那盏掉了漆的铜壶灌满开水，然后放在窗台上晾凉，然后等刘文员来了，给他倒杯水再走。

刘文员也知道这两个小子眼里有活儿，主要还是李云龙这小子会来事儿，蛮讨人喜欢。

时间匆匆而过，转眼二十天的时间过去了。

1924年2月20日这天上午。

李云龙正蹲在院子里，手里拿着抹布擦一块门匾上的灰，老周突然从门口跑了进来：“来了来了！”

“啥来了！军阀派人进来了?老周你倒是说清楚啊。”李云龙“噌”地站起来，抹布掉在地上都没顾上捡，黄维也放下了手里的扫帚，就这样看着老周。

“傻小子，先生们回来了。”

三人快步跑向门外。

几辆黄包车停在了环龙路44号门口，一下下来了七八个穿中山装或长衫的人，

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个子高挑，少说得有一米八三，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灰布长袍，头发梳得整齐，眉宇间有一股凛然又温和的英气，他走起路来的步伐不快不慢，像是每一步都踩在某个看不见的节拍上。

李云龙浑身一震。

是他，真的是他，他在照片上、在纪录片里、在无数文字描述中见过这张脸，但真正亲眼看到的这一刻，

他还是被这种从骨子里透出的气质震住了，他从后世书中看到的无数赞誉，都不及看到他这一面的万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