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他去邮局，寄了一封信。信封是普通白纸，没贴邮票，没写地址，只在背面用铅笔写了三个字：“给沈霁梧”。

他把信塞进邮筒，转身时，看见邮筒旁的地上，有一小片槐花，被风吹过来的，沾在鞋底，没踩碎。

他没弯腰捡。

回程的飞机上，他靠窗坐着，邻座是个法国老太太，手里捏着一本旧书，封面是法文，他看不懂。老太太看他盯着书，用英语说：“这是孩子写的诗，我孙女七岁写的，她现在在巴黎学钢琴。”

陆知遥点头，没接话。

老太太翻了一页，指着一行字：“她说，‘我等你来接我，但你不来，我就自己长大。’”

陆知遥低头，看了眼自己手背，有一道旧疤，是去年在非洲被铁丝划的，没上药，自己结了痂。

他没说话。

飞机落地时，巴黎下着小雨。

沈霁梧站在办公室窗前，手里捏着一支钢笔，笔帽上刻着“陆”字，笔尖锈了，墨囊干了。他没换，也没扔。他把它放进新买的钢笔盒，盒底压着一张纸，字是打印的：

“今天我第一次用它签了字——不是沈氏集团的合同，是‘沈霁梧’三个字。”

他把盒子锁进抽屉，抽屉里还躺着一本《儿童权益保护法》，书页里夹着一封没寄出的信，信纸发黄，字迹洇了，但还能看清：

“如果你能看见这封信，说明你还没忘记我。”

他关上抽屉，没上锁。

窗外，雨还在下。办公室的灯没开，光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一道一道，照在桌角——那里有个浅浅的划痕，是去年冬天，他用钥匙刮的，为了记日子。

他没动。

手机响了，是陆知遥的邮件。

他点开，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孤儿院后院的槐树，树洞口，露出一角纸鹤，翅膀断了一条腿。

照片下方，一行小字：

“你没接我，我也没怪你。”

他盯着照片，看了很久。

没回。

没关电脑。

没开灯。

窗外，雨滴落在玻璃上，慢慢往下爬，像旧照片的水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