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每处只接半日粮,不接整座城的责任。”
在抵达渡口之前,第一支车队先在石桥村停了一夜。
石桥村只有四百三十七户,却收留了二百多名沿路病弱者。村长把西仓门口的木牌递过来,牌上写着:村内保底粮九百斤,三日最低份七百二十斤,愿意交出一百八十斤,前提是下一支水车明日到达。
押车人看完就要把一百八十斤全划进京畿民粮。
“这批粮不是沿线节点的。”他说,“宁王令下,所有民粮向上京。”
村长的儿子挡在仓门前:“你们把村里的保底也拉走,明天病棚吃什么?”
“京畿城里有更多人。”
“城里的人能走到这里领粥,病棚的人走不了。”
争执很快传到沈棠宁面前。
她没有按谁声音大决定,而是让记录人重新算:石桥村现有村民、病弱、照料者和牲畜每日最低用粮共二百四十斤;八百多斤可食粮若只留三日,至少要七百二十斤;若交出一百八十斤,实际只剩一天不到的余量。
“一百八十斤不能交。”她说。
押车人愣住:“那你刚才还说要向上京送?”
“送的是超过节点三日保底的粮,不是把节点抽干。”
她让人从车上分出六十斤,作为石桥村当晚接收的补量,又在牌背面写下:本车原应交一百八十斤,因节点不足三日保底,实际交零;石桥村承诺下一支有余量时补交六十斤,补交顺序排在病棚和种粮之后。
村长看着“补交六十斤”一行:“你还要我们补?”
“不是今天补。”沈棠宁说,“等你们恢复三日保底,再按实际余量补。若一直没有余量,这笔就留为未偿,不转成逼村卖种粮的债。”
村长点头,在木牌上按下手印。
这六十斤没有进京,却使后面的车能继续走。
陆慎之在旁边低声道:“你把上京粮道的第一笔欠粮留在石桥村。”
“粮道不是把所有欠口藏起来才显得完整。”
“如果每个村都这样留?”
“那就说明我们送来的不是余粮,是在挪别人的明日。”
当夜,石桥村病棚和车队各留一名记录人,确认六十斤已入村灶,车队剩余粮袋重新称重。第二天清早,石桥村的儿子带着一块补牌追上车队,要求把“交零”三个字再写大些。
“为什么?”押车人问。
“怕后面有人只看总表,说我们截了粮。”
记录人把补牌钉到车尾。
从那以后,沿线节点不再把留下保底粮写成“未交”,而写成“节点保留”;向京畿运输的部分则写“可调余量”。两者都进入总表,却不再互相冒充。
三日后,第一支粮车队抵达京畿外的南河渡口。
渡口没有旗,只有一块写着“民粮接收”的木牌。原本等待的官差要求先看军令,寺院僧人要求先看粮样,街坊代表则拿着空碗,要求知道今天能发多少。
三方互相不肯让。
沈棠宁没有让车队卸粮,而是先把来源牌、用途牌、拒收牌一一挂起来。陶罐里的样粮由僧人、官差和街坊各取一份,三把秤同时上桌。
官差看完总表,冷声道:“这批粮既然来自各州,就应归官仓。”
街坊代表把空碗放下:“归官仓以后呢?”
“按军需和民需统筹。”
“谁统筹?”
官差看向城门方向,没有回答。
沈棠宁说:“先不入官仓。今日可食粮四百八十斤,分四处粥点,每处一百二十斤;病棚专用三十斤,剩余待验粮另放,不与可食粮混。每处粥点发完后,把锅数、碗数、余量和损耗传回三处记录点。”
官差怒道:“你这是私设粮点!”
“不是。”沈棠宁指向三份牌,“这是来源、用途和签收未完成前的临时接收。你若要接官仓,请拿出官仓现有容量、军民分配表和签收人。”
“王府已经下令民粮改军需。”
“那你可以把这句话写进接收单。”
官差的手握紧文书,最终没有伸出来。
四处粥点先开了锅。
不是所有人都吃饱,却有人知道今日这碗粥从哪来、还有多少、明日是否再来。南河渡口的粮道没有进城,却已经和上京外的二十处街坊粮点连上了。
第七日清晨,沈棠宁抵达上京西南门外。
城门紧闭。
城墙上没有挂宁王旗,只有几面被风吹破的黑布。城下聚着拿空碗的人,守门军士不让他们靠近,街口却已经支起临时锅灶。
一声铜锣从城内传来。
不是开粥的钟,也不是换班的号。
是抢粮的锣。
城墙内侧很快传出撞门声,有人喊“开仓”,有人喊“军粮”,还有人喊“先杀抢粮的”。声音叠在一起,像一锅没有盖的沸水。
“城里已经乱了。”裴砚川说。
陆慎之看着紧闭的西南门:“宁王把断粮令执行得比我们预计快。”
“城外的粮点还能撑几日?”沈棠宁问。
“按不进城、只供城外,三日。”程素问答,“若有人把城外粮点当攻城军粮,半日就会被抢空。”
城外忽然传来马蹄。
一队没有王旗的骑兵停在粮车前,领头人下马,摘下兜帽。
他年轻,脸色苍白,衣摆上沾着长途赶路的尘土,腰间却挂着东宫玉牌。
萧景衡看了一眼四处粥点,又看向城内响个不停的铜锣。
“沈姑娘。”他说,“我可以让东宫旧部打开一座水门。”
沈棠宁没有接话。
“条件是,”太子继续说,“你们的粮道先供我的兵。我需要粮,才能进城夺回皇位。”
城内又响起一声铜锣。
萧景衡伸手指向紧闭的上京城门。
“帮我夺位,我就让百姓活。”
沈棠宁看着他身后的无旗骑兵,又看着城外排队的空碗。
第九卷的粮道终于汇合到了上京。
可第一位站在终点等粮的人,已经把活命和夺位写在了同一张条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