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车队的离开，本来越聚越多的围观群众也纷纷散去，各走各路。

前方树林中钻出一名三十几岁的男子，看着远去的王伦背影，喃喃自语：“此人言行确实与众不同，又身怀如此绝技，某家倒也学了一招，今后或许能用得上，且让我多盘桓数日，看看你还有什么惊人之举”。

随即从腰间挎包里掏出来一个小布卷，展开，用一根细木棍挑着，慢悠悠的混在人流中，跟在王伦的身后往前走去。

一路无话，也就不到两个时辰，王伦一行人又是折返到了东平府的西门之外。

这王原这些年多处为官，也“赚”了不少银两，就在这东平府的西门外的城厢处置办了一座别院，占地也有十亩有余，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

不仅如此，还在城内有酒楼商铺等多处产业。

所以说，封建时代，只有做官才是真正的人上人，而又只有进士出身才能做到高品阶官员。

故此，才会有那句话：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甚至，宋真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

也因此，这种制度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各级官员、地主豪绅，任何改革都会触及他们的利益，也就导致了改革无法进入深水区。

就连古代所谓最成功的改革者明朝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清算，被抄出十几万两白银，还很让皇帝失望，认为他没有贪污。

是不是很讽刺。

咱们不说几百年之后的事情了，回到王原身上。

宋朝制度规定，五品官员可以享受到三四千亩的免税田产，也就是说即使这个官员以前再怎么没钱，一旦做官，自然有人为了避税而把田产挂靠到他的名下。

就比如原本杂七杂八加起来要交三成以上各种赋税的，即使将其中两成给到这名官员，田产拥有者就每年多剩下一成收入。

而这名官员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每年就能获得三四千亩田产的二成产值，即使是亩产一石主粮，一石主粮只值一贯，那这名官员每年就平白多得了六七百贯的收入。

再加上五品官员每年四五百贯的薪水，加起来就是一千贯。

有了这么多钱怎么办，买地买商铺，家产不就越滚越大了吗。

这还是完全合法的清官，能够得到的收益。

所以，王原在这东平府的城厢处置办一个只有十亩的别院，完全是因为没有更大的空闲土地给他，如果他愿意在更偏远的地方置办别院，甚至可以占地四五十亩。

以东平府城厢的荒地地价在一亩五贯左右，十亩也才五十贯，再加上修建基础建筑，毛坯价也就三百贯不到，当然，真正花钱的还是装饰、家具之类的。

最后，一套合乎其身份的别院，精装价应该在千贯以上。

再加上家丁、护卫，还有自家的花销。

如果大手大脚的话，每年一千贯也不一定够花，而且，王原马上要丁忧两年多，是没有薪水的，只能靠田产和家业收入贴补家用。

你看看，这就是穷有穷的活法，富有富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