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抓我，不拦我，反而替我把门开好，再站在月光里告诉我哪一页是假话。

为什么？

一个杀人犯，为什么放任他的“共犯”一页一页翻死者的日记？

除非他要的就是我翻。

除非这本日记，是他留给我的——凶手留下的证词，往往比官府的卷宗更会指路。他想让我看见什么，想让我信什么，想让我走到哪一步，全在这本册子里。

那第47页，写的一定是真话。真话才需要特意指出来“别信”。

回到婚房，天快亮了。我没有立刻读。

藏东西之前，先做一件事。我把日记摊在膝上，从头到尾又翻了一遍，找到那页只写着“汤里的东西，不是让我病的，是让我哑的”——那一页的右下角，纸角有点卷。我把那个角撕了下来，指甲盖大小，塞进嘴里，嚼碎，咽了。

纸是羊皮纸，糙，剌嗓子。我面不改色地咽完了。

这是我从南食堂学来的规矩：证据要藏两份，一份藏地方，一份藏身上。万一哪天册子被搜走，我至少记得我吃过哪一页——吃下去的字，谁也搜不走。

然后我把日记塞进了枕芯。

就塞在那一撮干血旁边。她的血，和她的字，本来就该待在一起。做完这些，我对着铜镜练了三遍打哈欠，练到眼角能逼出泪花为止——一会儿阿芸进来伺候洗漱，我得是一整夜没睡好的样子，而不是一整夜没睡的样子。这两者之间，隔着一条命。

我把门窗闩死，坐到灯下，直接翻到第47页。

那一页的字迹忽然变回了三年前的平稳，稳得和前后的癫狂格格不入，像暴风雨里被人平整地裁下来的一块：“卡西安知道了我的身份。但他没有杀我。”

“他给了我一个选择。他说，塞拉，你可以不做刀的。”

“我信了他。今夜满月，我们去禁林。如果我没回来写日记，说明选错了。”

日记到这一页，断了三天。

三天之后，字迹重新出现，只有一行，笔画轻得像一缕烟：“我回来了。他没骗我。可他身上为什么有血痕？”

血痕。

杀死同族才会留下的印记，全族都能感知，一辈子洗不掉的印记。

如果禁林那晚塞拉活着回来了——卡西安身上的血痕，是谁的血？

我合上日记，吹了灯。黑暗里，我把册子贴在胸口，听着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快得像鼓。

隔壁院子的更鼓敲了四声。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一件从新婚夜就该想到的事：卡西安说“上一个塞拉，是我杀的”。

可血痕是全族都能感知的东西。如果他真的亲手杀了自己的luna，整个pack早就该闻见他身上的罪。

除非，全族都闻见了。

除非，他们都知道。

而知道和说破之间隔着的这层窗户纸，就是长老会非要往这张婚床上塞一个替身的真正原因。

窗纸外面，天亮了。我揣着那本日记躺在床上，做了一个决定：第47页，我偏要信。

我倒要看看，是谁先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