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藩有将帅统兵为后盾，有太监在旁翊赞，不足之处正是缺少一员大臣，于是他立即转向，同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卢九德等人在凤阳皇陵前立誓拥戴福王，成了定策第一文臣。

而这时，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给马士英的信件里，再次申说朱由崧“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理由。

这是他第三个昏招。

马士英既已改变初衷，参加拥立福王的行列，史可法的来信等于把权力的剑柄交到了马士英手里。

为了取得即将建立的南明朝廷首辅职位，马士英断然以凤阳总督和三镇名义，正式致书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提督军务勋臣魏国公徐弘基，以及六部官绅人等，宣布拥立福王朱由崧。

他表文声称：闻留都有人尚持异议，在下谨勒兵十万，驻扎江干，以备非常！

被史可法昏招诱惑的、野心滋生的马士英，狠狠背刺史可法！

山东总兵刘泽清考虑到东林党势大，一度赞同拥立桂王，当他得知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的动向后，自知实力不敌，立即随风转舵表态，加入拥立福王的行列。

至此，福王继统已成定局。

江北四镇军阀参与‘定策拥立’，令南京感到万分震惊！

纵观明代史事，文臣、武将势力虽有消长，朝廷的威信却是至高无上的。大致来说，明初重武轻文，公侯多为开国、靖难元勋。

明中期以后，承平既久，开始重文轻武，即以用兵而言，出任统帅者均为文臣。

即便到了崇祯末期，拥兵自重的将领也只有左良玉一个，其他将领还不敢违抗朝廷的调遣和朝廷所派重臣的节制，更谈不上操纵朝廷军国重务了。

即便是封爵的左良玉，在‘定策拥立’上也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看文官集团决定。

想不到，现在江北势力居然敢公然挑战大明士大夫集团的权威，可是，此时江北四镇是南京武力的最大依仗，福王朱由菘本就是继统的最佳人选，于是，史可法妥协了，南京官绅同意福王继统。

等待多日后，福王朱由菘得不到以东林党人为主的文臣支持，只好通过卢九德牵线，乞援于武将，授以‘定策拥立’之功。

朱由菘继位后，与马士英演双簧，将马召入内阁辅政，排挤史可法。

史可法攻击朱由菘的书信白纸黑字，有口难言，只能满腹悔恨地自请离开中枢南京，去往扬州前线督师。

之后，高杰封兴平伯，刘良佐封广昌伯，刘泽清封东平伯，黄得功封靖南伯。

败军之将一个个以定策元勋自居，他们无功封爵，开始跋扈自雄，视皇帝为傀儡，从此太阿倒持，军人专政，国已不国，朝廷徒拥虚名而已。

马士英担任首辅后，东林党要员纷纷下台，党争激化，南明朝廷大臣陷入旷日持久的唇枪舌战，置国事于不顾，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向北恢复进取。

内斗就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南明之未能比拟于东晋、南宋，其源全出于此。

固然，即便史可法不犯错，南明政权也未见得有多大的成就，但处于权力中心、掌握拥立大权的他，在重大问题上态度游移、接连昏招，把最后一丝可能性也葬送了。

当历史车轮把史可法推上汉民族命运攸关决策者地位的时候，事实证明，他并非于谦第二，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常得很。

他优柔寡断、缺乏雄才大略，总想处处应付、八方妥贴，最后落得个事与愿违。

弘光既立，军阀操纵朝廷的局面业已形成，无论史可法在朝辅政，还是在外督师，都改变不了武将胁制朝廷、无意进取的局面。

史可法自知铸下大错，还想竭力挽回补救，但党争、腐败、武将跋扈、忙于权力再分配导致的内耗等事，一旦露出苗头，便无法逆转。

最后，在大臣和军阀勾心斗角中苟且偷安的弘光政权，仅仅一年后，便迅速分崩离析。

这一世，因为林火根的一番操作，史可法虽然依旧在浦口约见凤阳总督马士英，但同时致信给漕运总督、巡抚淮扬的路振飞，要他带着福王到浦口会面。